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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谈到产生卡夫卡式现象的微观社会实践时，我不光想到了家庭，还想到了卡夫卡度过整个成年生活的机构：办公室。

　　人们经常把卡夫卡笔下的主人公诠释为对知识分子的寓意化投射，可格里高尔·萨姆沙没有一丝知识分子的味道。当他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一只甲虫时，他只有一个挂念：如何在这个新形态下，准时赶到办公室去上班？在他的脑子里只有他的工作已经使他习惯了的服从和规矩：他是一个职员，一个公务员，而且卡夫卡的所有人物都是如此；并非作为一种社会学类型的公务员（比如在左拉的小说中），而是作为一种人的可能性，一种存在的基本方式。

　　在公务员的官僚世界中，首先，没有主动性，没有创造，没有行动自由；只有命令与规矩：这是一个服从的世界。

　　第二，公务员从事的只是庞大的行政工作中的一小部分，而这一工作的目的与前景都是他所不清楚的；这是一个动作手势变得机械化的世界，人们在其中不知道他们所作所为的意义。

　　第三，公务员只跟匿名的东西和卷宗打交道：这是一个抽象的世界。

　　在这样一个服从、机械和抽象的世界中（其中，人的惟一经历就是从一个办公室到另一个办公室）放置小说，这一点显得跟史诗的本质相反。所以就有了这个问题：卡夫卡是如何将这样一种灰色的反诗性材料转化成引人入胜的小说的？

　　我们可以在他写给米莱娜的一封信中找到答案：“办公室并非一个愚蠢的机构；它应该属于神奇的世界而非愚蠢的世界。”在这句话中隐藏着卡夫卡最重大的秘诀之一。他看到了任何人没有看到的东西：不光是官僚现象对人、对人的境遇以及人的未来的重要性，而且还有（这一点更让人惊讶）在办公室幽灵般的特色中隐含的潜在诗性。

　　可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办公室属于神奇的世界？

　　那位布拉格的工程师可以明白这句话：他档案中的一个错误将他抛向了伦敦；就这样，他在布拉格游荡，成了真正的幽灵，寻找着丢失了的身体，而他进进出出的那些办公室在他眼里仿佛来自一个未知神话的漫无边际的迷宫。

　　多亏他在官僚世界中看到的神奇的一面，卡夫卡成功地完成了在他之前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将一种根本反诗性的材料，即极端官僚化的社会，转化为小说中伟大的诗性；将一个极其平凡的故事，即一个人无法得到被允诺的职位（这其实就是《城堡》的故事），转化为神话，转化为史诗，转化为前所未见的美。

　　在将办公室的布景放大到一个世界那么大的范围后，卡夫卡在他自己都没有料到的情况下，展现了让我们着迷的意象，因为这意象跟他从没有经历过的社会，也即今天的布拉格人的社会，是那么相似。

　　事实上，一个极权国家只是一个庞大的行政机构：由于所有的工作都在那里国家化了，所以所有职业的人都成了职员。一个工人不再是工人，一个法官不再是法官，一个商人不再是商人，一个神甫不再是神甫：他们都成了国家的公务员。在大教堂内，教士对约瑟夫·说：“我属于法庭。”在卡夫卡那里，律师也是为法庭服务的。一个今天的布拉格人并不会对此感到惊讶。他不会比K更好地受到辩护。他的律师也不是为被告人服务，而是为法庭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