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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不愿意被一些关于卡夫卡的神话和传说欺骗，我们就找不到弗兰兹·卡夫卡对政治感兴趣的任何一个重要迹象。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跟他的所有布拉格朋友不同，跟马克斯·布洛德、弗兰兹·魏菲尔、埃贡·埃尔温·基什，以及所有先锋派人士都不同，因为他们自认知道历史的发展方向，总爱提到未来的面孔会是什么样子。

　　那怎么可能不是他们的作品，而是他们那位孤独的伙伴，那个内向的、只专注于他自己的生活和他的艺术的人的作品，在今天被接受为一种社会与政治的预言，并因此而在当今地球上的许多地方遭禁？

　　我有一天在一位老朋友家里亲眼看到了一幕情景之后，想到了这一神秘的事实。这位女士在一九五一年布拉格的那些斯大林式审判期间被捕了，并因为一些她没有犯下的罪而被判了刑。而且，在当时有成百上千的共产党员处于与她相同的处境。他们一辈子都完全跟他们的党认同。当这个党突然成了他们的控告者的时候，他们跟约瑟夫·K一样，决定去“审视他们所有的过去，连最小的细节也不放过”，以找出他们身上隐藏着的错，并在最后承认一些想像出来的罪行。我的朋友最后保住了命，因为靠了她非凡的勇气，她拒绝跟她所有的同志一样，跟诗人N一样，去“寻找自己的过错”。由于拒绝帮助她的那些刽子手，她对那一出最后审判的戏来说变得毫无用处。就这样，她没有被处以绞刑，而只是被判了无期徒刑。十五年之后，她被彻底平反，放了出来。

　　在她被捕的时候，她的孩子才一岁。从监狱出来之后，她找到了已经十六岁的儿子，跟他开始了两人朴素、孤独的幸福生活。她在感情上完全依赖他，这一点再合情理不过了。他儿子已经二十六岁了，有一天，我去看他们。母亲在生气，愤愤然的，在哭泣。原因完全是毫无意义的：儿子早晨起得太晚了，或者类似的什么事情。我就跟她说：“干吗为这么一件小事动怒？为这么一件事值得流泪吗？你过分了！”

　　儿子代替母亲回答：“不，我母亲没有过分，我母亲是个优秀勇敢的女人。她在所有人失败的地方顶住了。她希望我成为一个正直的人。是的，我起得太晚了，但我母亲指责我的，是更深刻的东西。那就是我的态度。我自私的态度。我愿意成为我母亲希望我成为的样子。这一点我当着你的面向她承诺。”

　　党没有能够在这位母亲身上做到的，这位母亲在她儿子身上做到了。她逼着他跟那个荒诞的指责认同，去“寻找自己的过错”，还公开认错。我很惊讶地看着这一幕微型的斯大林式审判。我马上明白了在一些大的历史事件（表面上看来是不可思议的、非人性的）中起作用的心理机制跟那些在隐私的处境（完全是平凡的、人性的）中起作用的心理机制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