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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面讲述的故事是人们毫不犹豫地称为卡夫卡式故事中的一个。这个叫法，源于几部艺术作品，仅仅是由一位小说家笔下的人物形象决定，成了一些处境（不管是文学的还是现实的）的惟一共同点，其他任何词都无法把握，而面对这些处境，不管是政治学、社会学还是心理学，都不能为我们提供钥匙。

　　可究竟什么是卡夫卡式？

　　我们来试着描绘一下它的几个方面：

　　首先：

　　工程师面对的权力有着一个漫无边际的迷宫的特点。他永远也无法到达它那些无穷无尽的通道的尽头，永远也找不到是谁发布了那致命的宣判。所以他跟约瑟夫·K面对法庭，或者土地测量员K面对城堡时的处境是一样的。他们身处的世界都只是一个巨大的迷宫般的机构，他们无法逃出，他们也无法理解。

　　在卡夫卡之前，小说家经常把那些机构作为不同的个人或社会利益在其中相斗的竞技场来揭露。在卡夫卡那里，机构成了一个遵循自身法则的机制，而这些法则谁也不知道是由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定下的，而且跟人的利益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根本就是不可理解的。

　　第二：

　　在《城堡》的第五章，村长细致地向K解释了他档案的长长历史。我们在此简述之：十几年前，城堡向村政府提出申请，要雇用一名土地测量员。村长的笔头回复是否定的（没有人需要什么土地测量员），可回复丢失在了另一个办公室，就这样，在延续好几年的官僚误会的微妙运作下，有一天，一不小心，邀请函真的就发给了K，正好是所有相关的办公室都正在清理过时申请的时候。经过长长的旅行后，K就这样由于错误来到了村子。而且更严重的是：由于对他来说，除了村子里的这座城堡不可能有任何另外的世界，所以他的整个存在都只是一个错误。

　　在卡夫卡的世界，档案就像是柏拉图的理念。它代表的是真正的现实，而人的物质性存在只是投射在幻觉屏幕上的影子。事实上，土地测量员K和那位布拉格的工程师都只是他们档案卡片的影子；他们甚至远远达不到这点：他们只是档案中的一个错误的影子，也就是一些无权作为影子而存在的影子。

　　可既然人的生活只是影子，既然真正的现实在别处，在不可企及处，在非人处，在超人处，那么我们一下子就进入了神学。确实，最早诠释卡夫卡的人都把他的小说解释为一种宗教寓言。

　　这种诠释在我看来是错误的（因为卡夫卡抓住了人类生活的一些具体处境，而这种诠释却认为那只是个寓言），但深具启发意义：在权力被神圣化的任何地方，权力自然而然就生出它自身的神学；在权力像上帝一样为所欲为的任何地方，权力就引起对于它的宗教感情；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就可以用一种神学语言来描绘。

　　卡夫卡没有写宗教寓言，可卡夫卡式的东西（不管是在现实中，还是在虚构中）无法跟它神学的（或更确切地说：伪神学的）一面分开。

　　第三：

　　拉斯科尔尼科夫无法忍受他负罪感的重压，为了找到安宁，他自愿接受惩罚。这是一个大家都能明白的处境：有过错就一定有惩罚。

　　在卡夫卡那里，逻辑反过来了。受惩罚的不知道受惩罚的理由。惩罚的荒诞性是那么让人难以忍受，所以为了找到安宁，被控告的要为他所受到的惩罚辩护：有惩罚就一定有过错。

　　那位布拉格的工程师被警察的严密监视所惩罚。这一惩罚召唤着并没有犯的罪，于是被人控告非法移民的工程师终于真的移民了。有惩罚，就真的有了过错。

　　K不知道他是为什么而被控告的。在《审判》的第七章中，他决定审视他的一生，他的过去，“连最小的细节也不放过”。“自我负罪”的机器开始启动了。被控告的在寻找他的过错。

　　有一天，阿玛丽亚收到一封来自城堡一名公务员的淫秽不堪的信。她感到非常气愤，把它撕了。城堡根本不需要去斥责阿玛丽亚这一大胆的举动。恐惧（正如工程师在他的女秘书眼中看到的）自己会起作用。没有来自城堡的任何命令，任何看得见的信号，所有人都回避阿玛丽亚一家，仿佛这一家子染了鼠疫一般。

　　阿玛丽亚的父亲想保护他的家庭。可有个困难：不光判决的主人找不到，而且判决本身也不存在！要想能够上诉，要想要求宽恕，先得被定罪！父亲哀求城堡，请它宣布他女儿是有罪的。这就不能说是有惩罚就一定有过错了。在这个伪神学的世界里，被惩罚的人哀求人们承认他是有罪的！

　　今天在布拉格，经常发生一个人一旦遭贬，就再也找不到工作的现象。他要求得到一纸说明他犯了错误而被禁止工作的证明也是徒劳的，判决书是找不到的。而且由于在布拉格工作是一项法律规定的义务，他最后被控告是寄生虫；也就是说他的罪就是不工作。有惩罚，就终于有了过错。

　　第四：

　　那位布拉格工程师的故事有滑稽故事、有玩笑的性质，它引人发笑。

　　两个非常普通的先生（并非法文译本让人以为的“检察官”），一天早晨突然来到约瑟夫·K床前，对还在床上的他说，他被捕了，而且还吃了他的早餐。K这位尽职本分的公务员没有将他们赶出房间，而是穿着睡衣在他们面前为自己辩护了很长时间。当卡夫卡向他的朋友读《审判》第一章时，所有人都笑了，包括作者本人。他们笑是有理由的，喜剧跟卡夫卡式的本质是不可分的。

　　但对工程师来说，知道自己的故事是喜剧的，只是一个杯水车薪的安慰。他被困在自己生活的玩笑之中，就像一条鱼被困在玻璃缸之中；他不认为这好笑。确实，一个玩笑只对那些在玻璃缸前面的人来说是可笑的；而卡夫卡式则相反，它把我们带到鱼缸内，带到一个玩笑的内脏深处，带到喜剧的恐怖之处。

　　在卡夫卡式的世界内，喜剧并不像在莎士比亚那里是悲剧的对应（悲-喜剧）；它并不靠轻松的口吻试着让悲剧变得更好受些；它并不陪伴悲剧，不，它把悲剧扼杀在摇篮中，这样就使受害者连惟一可以企盼的安慰也失去了：处于（真实的或假设的）悲剧的崇高性中的安慰。工程师失去了祖国，而所有的听众都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