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的森林

　　象征的森林

　　必须认认真真地、慢慢地读《梦游者》，在那些虽不合逻辑却可以理解的情节上玩味良久，去看出一种暗藏的、隐蔽的秩序，帕斯诺夫、茹兹娜、埃施等人的决定就建立在这一秩序上。这些人物无法把现实作为一个具体的事物来面对。在他们眼前，一切都变成了象征（伊丽莎白变成了家庭安宁的象征，贝尔特朗变成了地狱的象征），当他们认为是在针对现实而行动时，其实是在针对象征而行动。

　　布洛赫让我们明白了，任何行动，不管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它的基础都是一个混淆的体系，一个象征思维的体系。只要审视一下我们自己的生活就可以知道这一非理性的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要比一种理性思考更能影响我们的态度：一个特别喜爱玻璃缸中鱼的人让我想起一个以前曾给我造成可怕的不幸的人，那他总会让我有一种无法遏制的提防心理……

　　非理性体系同样统治着政治生活。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共产主义的俄国同时打赢了象征之战：至少在半个世纪内，它向一大批渴望价值又无法区分价值的埃施之流，成功地灌输了善与恶的象征。这就是为什么在欧洲的意识中，古拉格永远无法取代纳粹而成为绝对的恶的象征。这也是为什么大众自发地抗议越南战争，而不反对阿富汗战争。越南、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所有这些词就像波德莱尔诗歌中的色彩与声响一样相互应和着，而阿富汗战争可以说从象征上来讲是个哑巴，至少处于绝对的恶，处于象征之泉的魔圈之外。

　　我也想到每天在公路上发生的大量的死亡现象，那是一种既可怕又平凡的死亡。既不像癌症，也不像艾滋病，不是大自然造成的，而是人为造成的，那是一种几乎自愿的死亡。为什么这种死亡不让我们触目惊心，不搅乱我们的生活，不驱使我们去进行重大的改革？不，它不让我们触目惊心，因为跟帕斯诺夫一样，我们都极少有现实感，这躲在一辆漂亮汽车的面具之后的死亡在超现实的象征之屋内代表的，其实是生活。这一死亡是带着微笑的，它跟现代性、自由、冒险混淆在一起，就像伊丽莎白跟圣母混淆在一起。那些被处以极刑的人的死亡尽管在数量上要少得多，却更多地引起我们的注意，唤醒我们身上的激情：这类死亡是跟刽子手的形象混淆在一起的，它的象征强度要大得多，阴暗得多，更能激发人的反抗。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人是迷失在“象征的森林”中——再引用一次波德莱尔的诗——的孩子。

　　（成熟的标准：抵制象征的能力。然而人类变得越来越小儿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