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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地球历史的一体化过程——上帝不怀好意地让人实现了这一人文主义的梦想——的是一种令人眩晕的简化过程。应当承认，简化的蛀虫一直以来就在啃噬着人类的生活：即使最伟大的爱情最后也会被简化为一个由淡淡的回忆组成的骨架。但现代社会的特点可怕地强化了这一不幸的过程：人的生活被简化为他的社会职责；一个民族的历史被简化为几个事件，而这几个事件又被简化为具有明显倾向性的阐释；社会生活被简化为政治斗争，而政治斗争被简化为地球上仅有的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对立。人类处于一个真正的简化的旋涡之中，其中，胡塞尔所说的“生活世界”彻底地黯淡了，存在最终落入遗忘之中。

　　然而，假如小说的存在理由是要永恒地照亮“生活世界”，保护我们不至于坠入“对存在的遗忘”，那么，今天，小说的存在是否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有必要？

　　是的，我认为如此，但可惜的是，小说也受到了简化的蛀虫的攻击。蛀虫不光简化了世界的意义，而且还简化了作品的意义。小说（正如一切文化）越来越落入各种媒体手中。作为地球历史一体化爪牙的媒体扩大并明晰了简化的过程；它们在全世界传播同样的可以被最多的人，被所有人，被全人类接受的简化物与俗套。而且不同的喉舌显示出不同的政治利益也无关紧要。在这一表面的不同后面，其实统治着一种共同的精神。只要随便翻阅一下美国或者欧洲的政治周刊，就可以发现，无论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从《时代》周刊到德国《明镜》周刊，它们都有着同样的生活观，具体体现为同样的目录次序，同样的栏目，同样的新闻形式，同样的词汇，同样的风格，同样的艺术品位，而且它们所认为重要的与次要的也处于同样的等级关系之中。在政治的多元化背后，隐藏着大众媒体这种共同的精神，而这正是我们时代的精神。这一精神，在我看来，与小说的精神相反。

　　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每部小说都在告诉读者：“事情要比你想像的复杂。”这是小说永恒的真理，但在那些先于问题并排除问题的简单而快捷的回答的喧闹中，这一真理越来越让人无法听到。对我们的时代精神来说，或者安娜是对的，或者卡列宁是对的，而塞万提斯告诉我们的有关认知的困难性以及真理的不可把握性的古老智慧，在时代精神看来，是多余的、无用的。

　　小说的精神是延续性。每部作品都是对它之前作品的回应，每部作品都包含着小说以往的一切经验。但我们时代的精神只盯着时下的事情，这些事情那么有扩张力，占据那么广的空间，以至于将过去挤出了我们的视线，将时间简化为仅仅是现时的那一秒钟。一旦被包容到了这样一个体系之中，小说就不再是作品（即一种注定要持续、要将过去与将来相连的东西），而是现时的事件，跟别的事件一样，是一个没有明天的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