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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吉诃德启程前往一个在他面前敞开着的世界。他可以自由地进入，又可以随时退出。最早的欧洲小说讲的都是一些穿越世界的旅行，而这个世界似乎是无限的。《宿命论者雅克》一开头就抓住了两个主人公在路上的情景；我们既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他们所处的时间既无开始，也无终止；他们所处的空间没有边界，只是处于欧洲之中，而对于欧洲而言，未来是永远不会终结的。

　　在狄德罗之后的半个世纪，在巴尔扎克那里，遥远的视野消失了，就像被现代建筑遮住的风景。这些现代建筑是些社会机构：警察局、法庭、金融与犯罪的世界、军队、国家，等等。巴尔扎克的时代不再具有塞万提斯或狄德罗那种乐呵呵的悠闲。他的时代已登上了被人称为历史的列车。上车容易下车难。然而，这趟列车还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它甚至还有些魅力。它向所有的乘客许诺，前方会有冒险，冒险中还能得到元帅的指挥棒。

　　再往下，对爱玛·包法利来说，视野更加狭窄，以至于看上去像被围住似的。冒险已处于视野外的一边，对冒险的怀念是无法忍受的。在日常生活的无聊中，梦与梦想的重要性增加了。外在世界失去了的无限被灵魂的无限所取代。个体具有无法取代的惟一性的巨大幻觉，最美的欧洲幻觉之一，绽放开来。

　　但是，当历史，或者历史的残留物，即一种全能社会的超人力量控制人类的时候，灵魂是无限的这一幻想就失去了它的魔力。历史不再向人许诺元帅的指挥棒，它甚至不肯向他许诺一个土地测量员的职位。面对着法庭的K，面对着城堡的K，又能做什么？做不了什么。他至少可以跟他之前的爱玛·包法利一样去梦想？不，境遇的陷阱太可怕了，像一个吸尘器，将他的所有想法与所有情感都吸走：他只能不停地想着对他的审判，想着他那土地测量员的职位。灵魂的无限，假如有的话，至此已成了人身上几乎无用的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