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这一向报纸上加紧宣传“肃清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份子”。有一个摩纳哥人名叫黎培里，忽然成为新闻人物。戈珊奉命搜集材料，证明他的反人民罪行。

　　黎培里这名字一向不见经传，戈珊在资料室里查了半天，像大海捞针一样，最后总算找到一则新闻，原来他曾经被任为外交使节，有一张旧报纸上刊出一张模糊的照片，是他谒见国民政府的首脑呈递国书的时候拍摄的，并且刊载着国书的全文，无非是照例的一套官样文章，希望两国的邦交有增无已，对于中国国民政府的领袖蒋介石表示钦仰，并且深信中国在他的领导下必定日益向光明灿烂的前途迈进。

　　戈珊连读了两遍，心里想如果根据这篇文字就证实黎培里是勾结国民政府的特务，那么所有的外来使节都呈递过这样善颂善祷的国书，连苏联的大使都不是例外。但是实在找不到别的资料，也只好拿了去搪塞一下。

　　领导上对于黎培里的案件十分重视，所以她立刻把那张报纸送到社长室去请他审核一下。她在房门上敲了敲，听见社长蔺益群的声音说：“进来。”她一推门进去，原来有客在那里，坐在蔺益群的写字台左侧，两人吸着烟闲谈着。戈珊认得那是新华社社长申凯夫。

　　“嗳，戈同志──好吧？”申凯夫向她点头微笑。他生得高而胖，苍白的脸上戴着新型的熊猫式黑边眼镜。头顶已经半秃了；也许是由于一种补偿的心理，鬓发却留得长长的，稍有点女性化。穿着一套纤尘不染的雪青夏季西装。

　　“我们在这儿谈京戏，”蔺益群笑着向戈珊说。

　　“赵筱芳不错，”申凯夫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声，仿佛是他刚才已经说过了的话。

　　“就是表情太足了。”蔺益群吃吃地笑了起来。“你看了她的『玉堂春』没有，唱到『那一日梳妆来照镜，』就真比划着，一只手握着镜子，一只手握着篦子，大梳特梳。唱到『奴』就指着自己鼻子，一个字都不肯轻轻放过。”

　　申凯夫安静地微笑着，微微点了点头。“其实这倒也是她的好处。”

　　从他那温和而坚定的口吻里，蔺益群感觉到他是在引用马列主义。同时蔺益群又忽然想起前次恍惚听见说，赵筱芳最近行踪很神秘，还有人看见她从一辆遮着蓝布窗帘的汽车里走下来。难道是申凯夫看中了她？还是另一个比申凯夫地位更高的人？”

　　“那当然，”蔺益群急忙改口说：“其实所谓洒狗血，讨好三层楼观众，三层楼观众不就是劳苦大众么？”

　　申凯夫略点了点头。“都市里的劳苦大众当然份子不纯，离工农兵还很远。不过她这路线是对的。”

　　“路线是对的，”蔺益群也承认。

　　“嗳，我别耽误了你们正经事，”申凯夫忽然笑着说：“戈同志找你有事呢。”

　　“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戈珊说。

　　“这是什么？我瞧瞧。”申凯夫一伸手，把那张旧报纸接了过来。

　　“是关于黎培里的资料。”蔺益群忙站起身来凑在申凯夫肩上看着。

　　申凯夫匆匆读了一遍，把眼镜向上托了一托，似乎很紧张。“好家伙，把老蒋捧得这么厉害。”

　　“拿来，拿来我看。”蔺益群带笑伸手来抢夺。

　　“十足暴露出他是个美蒋走狗。”申凯夫把那张报纸折了起来，向胸前的口袋里一塞。“这是全国性的运动，这篇稿子应由新华社统发全国。”他沉重地站了起来，“走了！瞎聊了半天，不耽误你们的正事了！”

　　蔺益群与戈珊虽然仍旧笑嘻嘻的，不免面面相觑。

　　申凯夫走了，戈珊也想跟在后面就溜了出去。她知道兰益群一定很生气。新华社与解放日报因为是骈枝的宣传机构，彼此竞争得非常厉害。

　　“戈同志，”蔺益群大声叫着。

　　戈珊只得转过身来。

　　“下次进来先打听打听，里头有人没人。”

　　戈珊忙陪笑说：“今天我一下子大意了，没问一声──”

　　蔺益群没等她说完，就冷峻地微微点了点头，是要她立刻走开的表示。

　　戈珊迅速地走了出去，心里一百个不痛快。到了外面的大房间里，却又有一个极不愉快的发现。屋角新添了一张桌子，刘荃坐在那里看报。

　　“抗美援朝会派了个人到这儿来当联络员，”一个同事告诉她。

　　“讨厌！”戈珊向自己说。

　　刘荃始终不理睬她，她也不睬他，但是她常常要袅娜地在他桌子面前走过。有一次她给另一个同事写了个字条子，团成一团丢过去，又不小心打在刘荃肩上。

　　他完全不理会。有一次为了公事需要和她谈话，也是极简短的几句。一方面她也是冷若冰霜，一脸不耐烦的样子。

　　有一次戈珊桌上的电话铃响了，她拿起来听。“……哦，你等一等。”然后又问了声：“你哪儿？……”她把听筒向桌上一搁，同刘荃那边没好气地叫喊了一声：“你的电话！──文汇报的记者。”

　　刘荃走过来拿起听筒，戈珊向他瞟了一眼，轻声说：“喝！有记者来访问了，现在是真抖了，怪不得不理人了！”

　　“喂？”刘荃向听筒里说：“嗳，是的，我是刘荃。……咦，是你？──”在全世界所有的人里面，他最想不到会是她。

　　“我今天上午刚到。已经打过一次电话来了，没打通，”黄绢的声音兴奋地笑着说：“真想不到──在济南忽然接到命令，把我调到上海去在『团报』工作，也来不及写信告诉你──信到人也到了。”

　　刘荃简直说不出话来。

　　“你几点钟下班？”黄绢问：“你现在忙吗？在电话上讲没有妨碍吗？”

　　“没关系，没关系，”他说。

　　他倚在写字台角上站着，背对着戈珊。戈珊坐在那里翻着一叠文件，有意无意地把电话线挽在手上绕着玩。绕来绕去，电话线越缩越短，刘荃不得不拨过头来对着她。她有意无意地向他笑了一笑，一只眉毛微微向上一挑。那娇媚的笑容里没有丝毫的歉意，但是仿佛有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气，又像是眼看着许多回忆化为烟尘，使她感到迷惘。

　　刘荃怔怔地望着她，没有感觉；或者是心里太乱，分辨不出是什么感觉。“我现在走不开，”他机械地向电话里说：“一会儿见。”他挂上了电话，立刻回到自己的角落里去。

　　戈珊仍旧把电话线绕着玩，她在和隔壁一张桌子上的人谈论着买团体票看电影的事。

　　星期日的上午，百货公司前面照例挤着许多无处可去的人，小职员，拖儿带女的黄脸妇人，全家都穿着灰扑扑的蓝布解放装，站在橱窗面前看着里面的活动广告作为消遣。橱窗里正中陈列着斯大林毛泽东的照片，后面一只银色纸扎大轮盘徐徐转动，轮盘上缀着一只只和平鸽。人们在娱乐方面变得非常容易满足，现在的戏剧电影也并不比这个好看多少。大家抱着孩子站在那里孜孜地看着。大些的孩子们坐在街沿上的铁阑干上，无聊的踢着阑干。

　　刘荃和黄绢在人丛中缓缓地走着。看到橱窗里的和平鸽，黄绢说：“近来和平的空气很浓厚。”

　　她曾经听见人背地里在说，援朝的战事不利，所以现在发动了浩大的和平攻势，急于要议和。“也许真的会停战了，”她说。

　　刘荃却笑着向四面看了一看，然后低声说：“列宁说的：『共产党人的和平，不是和平主义的和平──是彻底消灭敌人的和平。』”

　　“这是列宁说的还是你说的？”黄绢有点慌张地带着笑轻声说。

　　“真的。在『列宁全集』上，不信我可以翻给你看。”

　　黄绢沉默了。她到上海来以后，这是第二次见到他，她觉得他的神情有点异样。他用讽刺的口吻谈到他的工作，也谈到一般的情形。不管旁边有人没有人，她不鼓励他说那样的话。

　　刘荃自己也知道他话说得太多。这也是一种逃避，很奇异地，他几乎用这些辛辣的言语来挡掉她的手臂，他不要和她接近。他自己有一种不洁之感。

　　她比他记忆中似乎还更美丽，头发现在完全直了，也留得长了些，更像一个东方的姑娘。她没有戴帽子，蓝布制服洗得褪成淡紫色。

　　走过一家电影院，刘荃说：“去看场电影吧？这张片子北边演过没有？”看一场电影又可以占掉不少时间，散场后他可以送她回宿舍了。

　　电影院的领票员也和观众一样穿着蓝布制服，只是手臂上裹着一块白布臂章。影片还没有开映。在那昏黄的剧场里，卖冷饮与冰淇淋的穿梭来住，还有人托着一只洋磁脸盆，上面盖着一条热气腾腾的毛巾，轻声吆喝着“豆腐干！五香蘑菇豆腐干！”

　　电灯熄灭了。今天演的是一张苏联传记片，上座不到三成，他们坐在一排的正中，前后左右都是空荡荡的，十分寂寞。

　　片中照例又有青年时代的斯大林出现，蓄着一部菱角鬓，是一个二十世纪初期的标准美男子，一双笑眼，目光闪闪，眼光略有些鱼尾纹，更显得风神潇洒。在这张片子里，他在沙皇治下被放逐在西伯利亚，躺在那荒原上，一只手托着头，以一种微带嘲讽而又充满了热情的眼色望着一个老同志，用深沉的音乐性的声音背诵着一首长诗。

　　黄绢忍不住低声笑着说：“他们苏联演员扮斯大林，真是扮得一回比一回漂亮。”

　　“大概熟能生巧，越来越大胆创造了，”刘荃轻声说。“个子也一次比一次高了。这次这演员至少有五尺八九寸。”

　　“现在这些独裁者有些享受，实在是从前的专制帝王梦想不到的，”刘荃笑着说：“譬如像看见自己在银幕上出现，扮得很有点像，可是比自己漂亮万倍。有比这更窝心的事么？”

　　这样低声谈话，自然是靠得很近。但是刘荃略略转侧了一下，依旧把身体向空座那边倚过去。虽然是极不引人注意的动作，黄绢却留了个心，从此一直到终场没有再和他说话。

　　散了戏出来，他们的空气间有一种新的寒冷。

　　出了电影院，外面在下雨。这一向常常有这样的阵头雨，他们走过一条小巷，那巷子里望进去，一个皮匠仍旧摆着摊子照常工作着，楼窗里搭着竹竿上仍旧晾满了衣裳，有一家后门口搁着个煤球炉子，上面架着个铁锅，也仍旧继续烹煮着，锅底冒出黄黄的火舌头。那雨尽管静静地下着，仿佛一点也没有沾濡着什么，简直像陈旧的电影胶片上的一条条流窜着的白色直线。

　　不知怎么，他们漫无目的地走到这小巷里面来了。也就像走进古旧的无声电影里，静悄悄地谁也不说话，仿佛也绝对没有开口说话的可能。

　　走到小巷的尽头，一转弯，迎面就看见那弄堂的黑板报，立在木架上，那黑板上又钉着两片坡斜的木板，成为一个小小的屋顶。这时雨下得更大了，他们就站在那狭窄的檐下躲雨，一面看那黑板报。是用红蓝白各色粉笔写的，把当日报纸上的要闻抄录了一遍，旁边加上花边框子。

　　雨哗哗地下着。

　　“我们下乡土改那天也是下大雨，”黄绢忽然说，仿佛带着点感慨的口吻。

　　“嗳，”刘荃微笑着说。那是他们第一次见面那一天。“不是有这么一个迷信：下雨天遇见的人一定会成为朋友。”

　　他无心的一句话，这“朋友”两个字却给了黄绢很大的刺激。“是的，我希望我们永远是朋友，”她很快地说。

　　两人又都沉默了下来。

　　然后黄绢又说：“在韩家坨那时候，大家都很紧张，也许心理不大正常。过后冷静下来了，也许觉得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可是无论怎么样，大家总是朋友，什么话都可以实说，没什么不能谅解的。”

　　刘荃默然了一会。“我一直是爱你的，”他说。但是他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像在睡梦中说话一样地吃力，嘴唇非常沉重麻木，耳朵里虽然听见自己的声音，仍旧不能确定别人听得听不见，也不知道是否全都说了出来。

　　黄绢没有什么表示。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之后，也并没有其它的表示。大家默然半晌，她又旋过身去看黑板报。

　　雨倒停了。他们正要离开那黑板报的小亭子，黄绢忽然发现他肩膀和背上抹了许多粉笔灰。“抹了这么一身灰，”她说。

　　她替他弹着，刘荃突然把手臂围在她肩上低下头去把两颊紧紧贴在她头发上。

　　“你为什么这样不快乐？”黄绢终于幽幽地说。“因为──”他顿住了，然后他说：“因为──我们不见面太长久了。”

　　黄绢微笑了。“认生吗？”她的声音细微得几乎不可辨认，然而这三个字在他听来，却使他心里不由得一阵荡漾。

　　他吻了她之后才说：“现在不了。”于是他又吻她。

　　他们不能老是站在那里。从小巷里穿出来，渐渐又走到热闹的马路上来。天已经快黑了。经过跑马厅的土产展览会，他们正感到无处可去，就买了票进去参观。

　　先到手工业馆，里面只堆了一些竹椅、缸、瓮、沙锅之类的东西。再到手工艺馆，老远地就看见门前排着一条长龙，相当拥挤。

　　“人家都说手工艺馆比较最精采，”刘荃说：“有些绣货和福建的小摆设，还可以看看。”他们的工作单位早已强迫性地集体参观过了。

　　他们也去排队，缓缓地跟在后面走了进去。一进门，先看见迎面墙壁上挂着一幅巨大的五彩丝绣人像，很像一个富泰的老太太的美术照，蛋形的头，红润的脸面，额角微秃，两鬓的头发留得长长地罩下来，下颏上生着一颗很大的肉痣。

　　“这那儿是绣的，简直是张相片，”有一个参观者啧啧赞赏。“连一个痣都绣出来了！”

　　“人家说毛主席就是这颗痣生得怪，”一个老妇人说。

　　毛主席的绣像占据了正面的墙壁，旁边的一面墙上却挂满了粉红绣花小围涎，不知为什么，统统是同样的花色，同样大小，一直挂到天花板上，使人看了觉得眩晕，又觉得愚蠢得令人感到惊奇。

　　刘荃忽然嗅到一阵浓烈的橘子香。然后他看见了戈珊。她大概不是一个人来的，排在她后面的两个男子也和她一样，都在剥橘子吃。距离很远，她没有注意到他，他也很快地望到别处去了。大家排着队一步一步蜗牛式地向前挪动，身边拦着红白条纹栏杆。他知道她迟早会发现他的。果然有一片橘子皮飞过来打在他身上。

　　黄绢刚巧回过头来和他说话，戈珊向她连看了两眼。戈珊今天仿佛非常疲倦，站在那强烈的灯光下，面颊仍旧红艳得像抹了胭脂一样，但是脸上现出许多憔悴的阴影。她向他妖媚地笑了笑。她背后挂着的无数围涎组成平剧舞台上的一堂“守旧”，粉红软缎上绣着一丛丛的绿色花鸟。

　　刘荃向她点了点头。那单行的队伍继续向前移动，戈珊和她的同伴们随即从另一扇门里出去了。

　　刘荃和黄绢终于也出来了。跑马厅里面的场地非常广阔，灯光疏疏落落的，不甚明亮。远远近近无数播音器里大声播送着苏联乐曲，那音乐也像苏联境内的那些宽阔的灰色的江河，永远在灰色的天空下奔流着。跑马厅的一角矗立着钟楼的黑影，草坪已经变成秃秃的泥地，而且坑凹不平，今天下过雨，到处都汪着水，泥潭上架着一块木板。那广场是那样空旷而又不整洁，倒很有点苏联的情调。

　　音乐停止了，现在改播一篇演说。声音放得太大，反而一个字也听不出，尤其是远远地在晚风中飘来，只听见呱呱呱呱，紧一阵慢一阵，简直像鸭子叫。刘荃和黄绢并肩走着，两人都笑了起来。

　　“也许一切慷慨激昂的演说，只要隔着相当的时间或空间上的距离，听上去都像鸭子叫，”刘荃想。

　　广场上停着一辆卖棒冰的小车子。他们买了两根棒冰吃。

　　“嗳，帮我拿着──重死了！”戈珊突然从黑影里走了出来，提着两大包东西。“我在那边芦席棚里买了点火腿。”

　　她递到刘荃手里，他没有办法，只好接着。戈珊从没有当着人对他特别表示亲密，因她自己也有许多顾忌，不愿意公开他们的关系。今天她明明是故意地做给他的女伴看。

　　她随即挽住他的一只手臂。“你怎么不给介绍介绍？”

　　“这是黄绢同志。这是解放日报的戈珊同志，”他向黄绢说。

　　戈珊哦了一声，说：“是黄同志！什么时候从济南来的？”

　　“刚来没有几天，”黄绢笑着说。

　　“你兜里有烟卷没有？”戈珊问刘荃。他因为天气热，把上衣脱了下来搭在肩膀上，戈珊不等他回答，就熟悉地把手插到他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一盒香烟来，拍出一支点上了吸着。“黄同志现在在哪儿工作？”

　　“在文汇报。”

　　“你们两位都是新闻工作者，”刘荃说。

　　“应当交流经验，”戈珊微笑着说。

　　黄绢说：“我是什么也不懂的，应当向戈珊同志学习。”

　　“你太客气了。几时有空上我那儿去谈谈，叫他带你来。”她又别过脸来向刘荃笑了笑。“你几时来吃火腿汤？你不是说这一向很馋么？”她把火腿又接了过去，单和黄绢一个人说了声：“再见，”就匆匆地走了。

　　在片刻的沉默后，黄绢说：“她怎么知道我是从济南来的？”

　　“我老写信到济南去，报馆里的人都知道了。”

　　“这些人也真爱管闲事，”黄绢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着说。她在他旁边走着，不知不觉地偎得更近一点。刘荃觉得非常惭愧。

　　“她跟你很熟？”黄绢又说。

　　“她跟谁都是这样，”刘荃很窘地笑着说：“听说她以前在冀中一带打过游击。”仿佛这解释了一切。

　　“她倒是一点也没有老干部的架子。”黄绢吃完了棒冰，掏出手帕来在手上擦了擦，随手就递给刘荃擦手。

　　他知道她一点也没有疑心。也许因为在她的眼光中，戈珊的年纪和他们相差太远，看上去比他至少大七八岁。

　　他不由得想起一年前在韩家陀搞土改的时候，她似乎对农村的女孩子二妞很有一点妒意。其它和二妞一点也没有什么。现在她倒的确是有妒忌的理由，却一点也不疑心。这也是人生的一个小小的讽刺吧。

　　但是他再转念一想，那时候她容易多心，是因为他对她还没有确切的表示。自从他明白地表示过他是爱她的，她就绝对相信他，再也不能想象他会爱上别人。她对他这样信任，他更应当觉惭愧，他想。他实在太对不起她了。

　　他本来以为他和戈珊已经完了，但是看戈珊今天的态度，却好象她并不是这样想。她忽然做出那样亲热的神气，不论她是有意旧欢重拾还是仅只为了要破坏黄绢和他的感情，反正他无论如何得要向她解释一下，不能再这样藕断丝连地下去了。

　　在报馆里说话不方便，这又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说完的，应当到她家里去。但是这两天恰巧又有一件突击的任务交了下来，他又回到原来的部门，帮着张励整理一些文件，实在走不开。下午又有一个会议，把他叫了进去担任记录。开完了会出来，张励告诉他：“刚才戈珊打电话来找你。”

　　“哦，她说什么事吗？”刘荃做出很随便的神气，这样问了一声。

　　“没说什么。”张励坐在写字台跟前，忽然抬起头来向他笑了笑。“你小小点，这女人不是好惹的。”

　　刘荃稍稍呆了一呆，但是随即笑着说：“我知道，戈珊这人相当厉害，也真会利用人，我成了他们报馆的打杂的，什么都往我头上推。”

　　张励没有作声，过了一会方才说：“她的工作态度想必是很认真的，可是听说私生活方面……”他又笑了一笑：“听说作风不大好。这样的女人搞上了是很有危险性的。真的。你得当心。”

　　“我怕什么？她还会看上我吗？”刘荃勉强笑着，用说笑话的口吻说。

　　张励只是微笑。

　　他究竟知道了多少，刘荃无法判断。也许他仅只是猜测。也可能他仅只是认为戈珊在追求他，善意地向他提出警告。可惜嫌迟了一步。刘荃不由得苦笑了。

　　第二天下午他好容易抽出一点时间来，到戈珊那里去。

　　“噢稀客！今天怎么有空来？”她开门的时候说。

　　那黄昏的房间里似乎有一股酒气，他一进门就踢着一只玻璃瓶，听见它骨碌碌滚开了。

　　“你是不是马上要上报馆去？”刘荃问。“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谈谈。”

　　“坐下来说吧。干吗这么垂头丧气的？跟你那黄同志吵了架了？”

　　刘荃坐了下来，微笑着脱下帽子来放在桌上，没有回答。

　　“她疑心了是不是？”戈珊倚在窗台上，偏着头望着他微笑，伸出一只脚来拨着地板上的玻璃瓶。

　　“她没有疑心。”

　　戈珊突然把那酒瓶一脚踢开了。“哦，有这样胡涂的人？──倒便宜了你！”她虽然笑着，当然他知道她是很生气，而且在这一刹那间他不知怎么有一种感觉，觉得她也和他一样猜想到黄绢不疑心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她年纪比他大得多。

　　他看见她很快地向镜子里望去。那镜子在那昏暗的房间里发出微光。她像是在夜间的窗口看见了一个鬼，然而是一个熟悉的亡人的面影，使她感觉到的悲哀多于恐怖。

　　但是这仅只是一瞬间的事。她随即对着镜子掠了掠头发。她还是很美丽的。她笑着走过来，从沙发背后搂住他的脖子，温柔地吻他的头发。她忽然有一个新的决心。光为了赌这口气，也得把他抢回来。

　　“不要这样，”刘荃扳开她的手。“我们早已完了。”

　　“是吗？”她格格地笑着在他脸上乱吻着，“是吗？我倒不知道。”

　　刘荃很快地推开了她，坐到一边去。“我今天来就为了跟你谈这个。”

　　“你先告诉我，你们现在到了什么程度。”她又粘了上来。

　　“我们是纯洁的。”

　　“我真不信了！你现在学坏了，还能像从前那么傻？”

　　刘荃自己也说不出来他为什么那样生气。他觉得都是他自己不好，连黄绢也联带地被侮辱了。他用力推开了戈珊，站了起来。

　　她也变了脸。“这又是生的哪一门子的气？”她冷笑着说。“何必这么认真，大家都是玩玩，总有玩腻的一天──这种事都是双方的，你腻我不见得不腻。老实说，真受不了你那啰唆劲儿，疑心病那么大，简直像疯子似的。要不是嫌你那脾气讨厌，我早为什么不跟你结婚你想。我要是愿意要你，一百个黄同志白同志也没有用。你别以为自己主意大得很，哼！我别的不成，对付你还对付得下来，我告诉你！”

　　说到最后两句，她把刘荃的帽子从桌上拿起来，向他那边一遍，显然是要他立刻就走。他没有马上伸手去接，她这里已经不耐烦起来了，随手就把帽子向窗外一丢。“哪，快去，快去捡去！”她笑着说，那口吻很像一个驯狗的人把一样对象抛得远远的，叫狗去拾回来。她狂笑起来了。

　　刘荃向她看了一眼，然后就走了出去，随手带上了门，他从那露天的楼梯上走下去，在街沿上拾起他的帽子，弹了弹灰。

　　他知道她是愤怒到极点。他现在对于各阶层的干部的内幕比较熟悉了些，大家怎样互相倾轧看得多了，他知道她有很多报复的机会，心里不免时刻提防着。

　　但是时间一天天地过去，除了在报馆里每天见面有点觉得窘，此外也并没有什么。两三个月之后，他渐置之度外了。这时候却又酝酿着一个大风暴，增产节约运动蜕化为三反运动，这些机关的干部正是首当其冲，人人栗栗自危。

　　十二月初，开始抽调“政治清白”的非无产阶级出身的非党员干部，到市委组织部去参加三反政策学习。刘荃也在内。经过三个星期的学习，又回到报馆里的工作岗位上。

　　解放日报也像一切机关与公共团体一样，实行“排班制度”，从领导干部到工役，都把姓名排列起来，先开小组会，再开全体大会，进行坦白检讨。

　　刘荃占便宜的是他职位既低，又不处理财务，没有贪污的机会。又是单身一个人在上海，他家里在北方还可以勉强度日，他的薪水是供给制，向不寄钱回去，上海也没有什么戚友来往，一切嫌疑都比较轻。但是轮到他的时候，依旧大家争先恐后纷纷发言，骂得他体无完肤，把各式各样的帽子套在他头上。幸而刘荃在三反学习中学到了一些窍门，所以相当镇静。他记得陈毅市长的话：“三反斗争将要像狂风暴雨似的打来，不论好人或坏人都要受到暴风雨的侵袭，然后始能确定谁能够存在，谁需要淘汰。”他等大家尽量地提过了批评之后，再度坦白了一次，拣那些不太严重的罪名，大致都承认了，宣称以后改过自新，也就算“过了关”了。

　　又接连检讨了好几个人，才轮到戈珊上台去坦白。她态度非常老练，口齿又流利，侃侃地暴露自己的思想状况，揭发自己的功臣思想，自由散漫作风，浪费的倾向。

　　台下早已闹然叫了起来：“完全避重就轻，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后排有一个人站起来大声叫着：“戈珊同志！大家都知道你腐化堕落，私生活不严肃，还在搞旧社会不正常的男女关系！你还不彻底坦白！”

　　“今天非得整她一整！”另一个角落里又喊叫起来。

　　“非斗倒她不可！”

　　“这还是党员呢！”

　　“打倒腐化份子！澄清党的队伍！”

　　戈珊依旧含着微笑，把她的列宁服袖口里露出来的一截大红绒线袖子往上腋了腋，等着这一阵喧嚷静了下来。“大家对我提的批评我完全接受。我实在无法为自己辩护。我非常惭愧，至今的意识里还存在着若干成分的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有自由浪漫的倾向，过去打游击的时候又养成了游击作风，所以我在男女关系上，虽然是以同志爱为出发点，但是结果超出了同志爱的范围，发生了暧昧行为。身为党员，不能在群众中起示范作用，反而破坏党的威信，我愿意接受最严厉的制裁。不过我仍旧希望大家给我一个自新的机会，我一定愉快地自动地洗掉身上的肮脏，进行一次深刻的自我改造。”

　　一席话说得非常漂亮动听。她说完之后，竟有片刻的静默。但是随即有人高声叫着：

　　“不行不行！坦白得不够具体！”

　　“是谁跟你有暧昧关系？快坦白出来！”

　　“马上把名字宣布出来！”

　　本来他们对戈珊一开始攻击，刘荃已经紧张了起来，现在索性一步步地逼到他身上来了。他知道戈珊的爱人不止他一个。但是她恨他。而且把她的爱人名字坦白了出来，以后就绝对不可能继续来往了，而他是已经和她断绝来往了的，正好拿他来挡一阵。

　　偏偏他刚才已经上去坦白过了，而并没有提起这件事，现在再被检举，更是罪上加罪。但是刘荃竭力叫自己镇静些。究竟干部搞男女关系并不是什么滔天罪行，他对自己说。可是一被揭发，黄绢不久就会听到这回事，她不知道作何感想？如果是他自动地告诉她，或者还有希望得到她的谅解，然而他一直没有说，现在已经失去了这机会。

　　“快坦白！快宣布出来！”喊声一阵高似一阵，像暴风雨的呼啸。大会已经连开了三个钟头，这些疲倦的人们在这黄色案件得到了片刻的兴奋与满足。

　　戈珊站在台上，虽然仍旧微笑着，似乎也有些眼光不定，流露出一丝慌乱的神情。刘荃根据自己刚才的经验，知道从台上看台下，只看见黑压压的无数人头钻动，但是她也许是由于心理作用，就像是她的眼光不住地向他脸上射过来。

　　“快把名字坦白出来！”群众继续鼓噪着。

　　“好，我坦白，”戈珊终于大声说。她脸上有点红，嘴角挂着淡淡的笑容。“是张励，”她说。

　　许多人对于这名字都不大熟悉。台下依旧哄声四起。

　　“抗援总会的张励，”戈珊又大声说了一遍。

　　刘荃诧异到极点。他回过头去望着后排。他被抽调去学习三反的期间，是张励代替他在解放日报做联络员，所以今天张励也在座。

　　张励竟站了起来，用沉重的声调说：“同志们，我承认我犯了错误。”

　　“叫他上去坦白！”许多人嚷着。“从头至尾彻底交代清楚！”

　　张励的自我检讨比较戏剧化，说得酣畅淋漓，声泪俱下，像复兴会教徒的公开忏悔，尽情描绘他未悔改前的犯罪情形，加油加醋耸人听闻，反衬他现在得救后的高尚纯洁。他说他和戈珊是今年八月中旬认识的，在一个晚会里初次见面，散会后送了她回去，当场就发生了关系。刘荃算了一算那时候，正是张励忠告他不要和戈珊接近的时候。他觉得实在有点滑稽。

　　在张励进行坦白的时候，戈珊乘机就走下台去。但是他坦白完了，又有人指名质问她还有没有别的爱人。戈珊坚持着说没有。大会主席叫她回去再仔细想想，写一份详细的坦白书来。她也就算混过了。同时刘荃也干了一身汗。

　　张励的事却还没有了。报馆方面把他坦白经过的记录送交党支部，当天晚上党小组就根据他的坦白资料，彻查他其它方面生活腐化的情形，开会检讨，一直检讨到夜深。第二天又继续检讨，后来索性把他扣了起来，进行隔离反省。刘荃看了，自己觉得实在侥幸。

　　“实在应当去看戈珊一次，向她表示感谢，”他想。

　　在三反期间，无形中像是下了戒严令，大家对于一切同事都避之若浼，惟恐别人出了事，自己也被牵累。就连在办公时间内见了面，除非绝对必须，也一句话都不说，下了班当然更不会到同事家里去，打一个电话都怕那条线有人偷听。刘荃走到戈珊门口，也不由得有点惴惴不安起来，像穿过封锁线似的。

　　“你来干什么？让人知道了又得给我惹上些麻烦，”她一开门看见是他，就板着脸说。

　　“我马上就走的。”

　　“马上就走也没有用，照样可以让人看见。”

　　她咳着嗽。房间里没有火，她在棉制服上围着米色蓝方格围巾，穿着藏青麂皮半长统靴子，靴口露出一圈半旧的白羊皮。

　　“昨天的事，我实觉得感激，”刘荃说。

　　戈珊冷冷地抬了抬眉毛，代替耸肩。

　　“那是多余的。完全用不着。”她坐到窗台上去，晒着太阳织绒线。

　　刘荃沉默了一会。“张励现在在进行隔离反省，”他告诉她：“看情形好象相当严重。党小组接连几天开会检讨他，天天检讨到晚上十二点以后。”

　　“你不用替他担忧，”戈珊微笑着说：“做了个共产党员，要是怕检讨还行？就是受处分也不算一回事。连咱们毛主席都还『留党察看』过六次呢，就差没开除党籍。”

　　刘荃没有作声。过了一会，他又说：“他知道我们的事吗？”

　　“当然有点知道，人家不像你那么傻。而且他不是那种爱吃醋的人，也没有瞒他的必要。”

　　“昨天他倒没有说出我来。”

　　“那又何必呢？徒然结下个冤仇，也并不能减轻他自己的罪名。”她一球绒线打完了，拿过一支新绒线来。拆了开来。“他应付这一类的事是很有经验的，我知道他不要紧。换了你就不行。”

　　刘荃惭愧地笑了。“总之，我非常感谢。”

　　“那也可以不必了，”她冷冷地说。当然他一定以为她至今还在偏向他。这使她觉得非常恼怒。“对不起，我要这张椅子。”

　　刘荃站了起来，她一伸手把那张椅子拖过来，把那一支大红绒线绷在椅背上，然后抽出来绕成一只球。

　　这当然也是一个逐客令。“我走了，”刘荃微笑着说。

　　戈珊也没有说“再会。”她一个人坐在那里绕绒线，忽然抬起手擦眼泪。她继续用两只红色的手绕着那褪色的红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