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五十万人参加五一节大游行，锣鼓喧天，军乐队铜乐队吹吹打打。马路上断绝交通，一个贩羊的人牵了一群羊，等了半天，无法穿过马路，把羊系在路边的一棵树上。羊们披着一身肮脏褴褛的发毛，低着头把鼻子嗅来嗅去，在那棵洋梧桐下小小的一方泥土土寻找可吃的东西。它们对于人们的喧嚣的世界完全不感兴趣，只偶而对另一只羊淡淡地看一眼。

　　游行的队伍停下来了，因为前面在那里耍龙灯。其实也并不是灯，只是一个布制的龙身，店员们新学着耍弄，像京戏票友拙劣地舞动飘带。远远望过去，只看见许多黑压压的人头上涌现一个蚯蚓式的白布圆筒，在空中一上一下。舞了一会，白布圆筒扯直了，暂时休息一下，那边一个淡青色的布筒又蚯蚓式地波动起来。

　　刘荃站在队伍里，无聊地望着路边的羊群。他很想抚摸它们，搔搔它们颔下含黯的鬈毛。

　　马路旁边一个看热闹的小孩子忽然在一只羊面前蹲了下来，在它颔下捞一把了。

　　刘荃很意外地高兴起来。“可见是『人同此心』，”他想。

　　那孩子蹲在那里对着羊的脸望着。“羊妈妈！”他突然叫了一声，把声音压得很扁，像羊的叫声。“羊妈妈！”

　　那只羊淡然漠地着了他眼，“咩！”了一声，随即掉过头去。

　　队伍又开始向前移动。刘荃和机关里的一个通讯员一同推着一辆囚车，囚车里是孔同志扮的杜鲁门。另一辆囚车是张励扮的反革命。乐队的调子一变，杜鲁门与反革命从槛车里冲了出来，戴着巨大的彩色面具跳跳踪踪，像西藏的“跳神”仪式。

　　各种卖吃食的小贩都挽着篮子，在游行的队伍里穿来穿去，轻声吆喝着，兜售油条、麻花、麻球、奶油面包、黄松糕。有时候拥不进队伍的中心，就在旁边陪着他们走。只有这些小贩，倒真是自动地参加游行。

　　游行者为了经济起见，大都是预先备下了早午餐两，揣在口袋里带着面包、冷馒头、山东千层大饼、白煮鸡蛋。排在刘荃这单位前面的是一家百货公司的职工。刘荃看着他们带来的食物大家交换着，每样尝一点，有时也彼此开玩笑，你抢我夺吃得津津有味。

　　“中国人反正无论做一件什么事，结果总是变成大家吃一顿，”刘荃想：“即使是像今天这样，大家都认为是苦役，也还是带着些野餐性质。”

　　然而无论怎样善于苦中作乐，从早上走到中午，中午走到下午，面前依旧长途漫漫，也就撑不住这口气了。

　　“我不行了，老陈，痔疮要发了！”刘荃听见他前面的一个店员在呻吟着：“早上三四点钟起来了，天还墨黑，就从家里出来──电车还没出厂，只可走──走到公司去集合。你算算看有多少路！家里住在提篮桥──足足穿过半个上海！”

　　“我也不懂，要那么早集合干什么？”那老陈说：“排着队站在那里，一等等了三个钟头才出发。下次带张小板凳来坐坐。”

　　“操那，”那人轻轻地骂了一句：“哪里带得了这许多东西？十里路走下来，一斤重也变成了十斤重。”

　　“谁说不是呢，连件雨衣都不好带。拿在手里累死了，穿上身上闷死了。这天气也说不定的，出起大太阳来，热得你走投无路。”

　　“雨是一定要下的。哪一次游行不下雨？”

　　这是一个老笑话了，说自从共产党来了，每一次大游行都碰到雨天。学习小组里早已指出了这是一种要不得的“变天思想”，分明是说老天与共产党不合作，共产党一定站不长的。

　　老陈没敢接口。老陈高高举着竹竿，竿顶缀着一只银纸飞机。他那患痔疮的同事也擎着根竹竿，上面却是一只纸糊的小白猪，像狄斯耐卡通中的人物，不知是什么寓意。

　　担任舞狮的一个学徒把那纸扎的青色狮子背在背上，疲乏地埋着头前走。那狮子完全直立了起来，腰身很长很长，屁股圆圆地坠在下面，虽然不十分像人，反正毫无狮意。

　　人们手里举着的红绿纸旗渐渐东倒西歪，如同大风吹折了的芦苇。大家一步拖一步，时而向地下吐口痰，像大出丧的行列里雇来的乞丐。

　　萧萧地下起雨来了。刘荃看见老陈与他那同事互相望了一眼，脸上同时泛起了苦笑。虽然是苦笑，也仍然带有一种满意的神情。

　　刘荃看到那笑容却有些憎恶，他觉得那是阿Q式的满足。

　　前面三叉路口有一个慰劳站，在那里大声喊着：“向大兴公司的同志们致敬！大兴公司的同志们。加油呀！向大兴公司的同志们致敬！”

　　大兴公司的职工们微窘地苦笑着。雨越下越大了。红绿纸旗只剩下了一些光杆，一根根旗竿却都直竖了起来。慰劳站的店员同志们用洋磁漱盂从大缸里舀出冷茶，在密密的雨丝中递到他们唇边。

　　队伍继续前进。一个撑着大黑洋伞站在街沿上看着热闹的女人忽然走上前来，“喂”了一声，把一件旧雨衣向老陈手里一塞。

　　“咦？陈家嫂嫂给老陈送了雨衣来！”职工的队伍里腾起一阵哗笑。

　　“嗳，老陈，你太太真心疼你呀！你看，下这样大的雨还等在这里，怕你淋了雨受凉！”

　　“有孟姜女送寒衣，就有陈师母送雨衣！”

　　大家七嘴八舌取笑他，老陈涨红了脸说；“门人家老夫老妻了，吃什么豆腐！”

　　他把竹竿挟在胁下，腾出两只手来，一头走一头扣雨衣的钮子。黑洋伞已经走开了，游行的队伍已经走过了十几家门面，同事们也已经停止打趣他了，老陈却还在那里红着脸分辩：“我们是一点感情也没有的。回去从来一句话也不说的。”又打了个哈哈，说：“哪是什么心疼我──怕我伤了风过给小孩子们，那还差不多！”

　　没有人接口。大家都是又冷又湿又疲倦。只有老陈旁边那人苍白着脸嘟嚷了一声：“痔疮一定要发了！我晓得不对──一定要发了！”

　　“吃什么豆腐！”老陈还在那里脸红红地抗议着。他显然十分得意，眼睛里闪烁着快乐的光。

　　刘荃跟在他们后面走着，把这一幕看得很清楚。这些人都是在时代的轮齿缝里偷生的人，他怅惘地想着。眼前他们不过生活苦些，还是可以容许他们照常过日子，可以在人生味中得到一点安慰。像土地改革那样巨大的变动还没有临到他们身上。迟早要轮到他们的，他们现在只是偷生。但是虽然是偷来的，究竟是真实的人生。想到这里，刘荃突然感到一阵难堪的空虚。

　　前面的队伍转了弯。他远远看见前面火炬的行列在寒雨中行进，火炬头上的黄红色的火舌头缩得很小，在雨中流窜着，舐着那灰色的空白的天，像狗舌头惘惘舐着空碟子，有一下没一下。

　　刘荃大概是因为工作过度，那天淋着雨游行回来，就患感冒躺下了，热度久久不退。他们这机关里的人生了病，都是包在一家市立医院里诊治。刘荃到医院里去了一次，医生说有肺病嫌疑，叫他明天再来透视一下。

　　青年学生与干部患肺病的本来非常多，由于生活太苦。“个个干部身上都生臭虫，就称臭虫为『革命虫』──那么肺痨菌应当叫『解放菌』，”刘荃曾经这样想着。终于轮到自己头上了。

　　那医院的门诊非常挤，早晨七点钟就得去排班挂号，站在那里等着，下午二时起诊，轮到刘荃看了病出来，天都黑了。走到枫林桥那里搭公共汽车，车站上还有两个妇人站在那里等着，一老一少，刘荃觉得她们似乎有点眼熟，大概她们也是刚从医院里出来，不是病人就是探病的家属。两人虽然也一问一答地说着话，似乎并不是一路来的，也是在医院里认识的。那少妇穿着一件旧花布旗袍，十分寒素。另一个妇人有五十来岁，戴着眼镜，胖胖的身材，手里提着一只洋磁食篮。

　　这地段相当荒凉，桥边只有一盏黯淡的街灯，照着那灰白色的广阔的桥身，此外什么都看不见，连桥下的水都看不见。

　　刘荃忽然听见一阵息息率率啜泣的声音。是那少妇。

　　“郑太太，快不要这样，”那老妇人在旁边劝着。

　　“卢太太，你说他说的这种话叫人听了难受不难受，”那年轻的女人一面哭一面说：“今天又在那里说『我不中用了，丢下你们怎么办，真得饿死！你无论如何要答应我，马上就嫁人，孩子一个也别留下，统统献给国家。』”她在呜咽中忽然发出一声笑声来。“我没好说的──这么点大，献给国家，国家要吗？真不要了！非得要等你把他们养活大了，哼，那时候一声说要，你不给可也不成！”

　　那老妇人起初没有作声，再开口的时候，声音却意外地强硬刺耳：“可不是吗？要等到十六七，十七八，中学毕业──那岁数的孩子，正是最傻的时候，真肯卖命，送了命都不哼一声！就是这时候最有用！我这孩子不就是这样，去年参了干，吃不了那苦，害了场大病，一生病马上给送回来了。嗳，有什么办法，我就是当当也得给他请医生吃药，好好的调养。后来总算好了，天天吃鸡汤呀，牛肉汁呀，养得他胖胖的，跟他回来那时候简直换了个人。与兴头头的走了。这回又害伤寒，又给送回来，反正做父母的就是傻，自己哪怕喝粥，也得想法子让他住医院，天天熬了鸡汤给他送去。这两天总算见好了。好了他又要走了！”说到这里，不由得也淌眼抹泪起来。

　　他们三个人只是三条黑影，映在那大桥的灰白色的驼峰上？刘荃稍稍走远了几步。很奇异地，他的第一个感觉仅只是：“上海人真是──还一点也不知道害怕！大概一直对他们还算是特别宽容。在乡下或是别的城市里就绝对不敢这样乱说。──知道我是什么人？可能是政治保卫处的特务，马上可以逮捕她们。”

　　“非得逼着我，要我马上答应他！叫我说什么好，你说！”那少妇抽咽着说。

　　“不要难过了，郑太太，生病的人说的话怎么能当真？”那老妇人劝着别人，自己似乎已经平静下来了。她一只手提着食篮，一只手挽着皮包，提着食篮的手又抬起来擦眼泪，那空的洋磁屉子往旁边一侧，滑了出来，豁朗一声响。她低着头整理那食篮。“唉，好了倒又要走了！”她说。

　　洋磁屉子又豁朗一声滑了出来。

　　“我也和这老妇人的儿子一样，”刘荃想：“我们是幸运的，国家『要』我们。现在全中国这样无家的青年总不止几千万，都是把全生命献给政府的。中国是什么都缺，只有生命是廉价的。廉价的东西也的确是不经用，”他悲愤地想：“许多人都是很快地就生了肺病，马上给扔到垃圾堆上去。”

　　明天他再到臀院里去透视，就可以知道他的命运。

　　公共汽车终于轰隆轰隆驰来了，摇摇晃晃载着一车的灯光。刘荃挤进那昏黄的灯下的车厢，方才觉得他又回到了人间。刚才那黑暗中的灰白的桥边，那两个妇人呜咽的声音，实在不像人境。

　　车上非常挤。现在一般人每天回家的时候都延迟了，工时延长，下班后还要学习，所以每天公共汽车要拥挤到八九点钟，才渐渐空下来。

　　那桥边的两个妇人正挤在刘荃旁边。那少妇眼睛红红地向前面直视着。那五十来岁的妇人脸上倒还薄施脂粉，嘴角浮着习惯的微笑，只是眼镜玻璃的下缘汪着一抹泪痕。她们在车上一直没有交谈。

　　那洋磁食篮的边上黄黄的腻满了鸡油，正抵在那少妇身上，随着车身的震动，在她衣服上挨挨擦擦的。她憎厌地用力一堆。

　　“嗳──嗳──”老妇人生气地说，急忙托住了那滑出来的洋磁屉子。

　　卖票的油嘴滑舌在人丛中沙着嗓子喊叫：“哔，大家往里轧轧！都挤在门口干什么？里面又没有老虎吃了你！──嗳，请进去，请进去，客堂里坐坐！”

　　有人嗤嗤地笑了。但是大多数人都不理会，只是攀着车杠站着打盹，把车票衔在嘴里。疲乏的苍黄的脸，玫瑰红的狭长的车票从嘴里挂下来，像缢鬼的舌头。

　　第二天！刘荃又是早晨七点钟就到医院里去排班。

　　内科病人排成一条长龙，在那暗绿粉墙的广大的候诊室里折来折去，转了好几个弯，一直排到甬道里。到了中午，排班的人有些就有家属来替换他们出去吃饭。

　　下午的门诊终于开始了。

　　刘荃忽然看见解放日报的戈珊匆匆地挤了进来，笔直地朝着诊室的门挤过去。

　　难道她有优先权？太不民主了

　　“怎么这时候才来？”一个排队的年轻人叫了起来。“我等得急死了，眼看着就要轮到了。”

　　“你看我把时间扣得多准，不早不迟，刚巧这时候来，”戈珊笑着说。她挟着一只深黄色硬纸大信封，里面像是装着Ｘ光照片。大概她也是肺病。

　　那青年生着一张白净的小方脸，肥厚的小小的口与鼻，永远攒着眉。刘荃记得刚才一直看见他焦急地向外面张望着。他也可能是报馆里的工役，一早到医院里来代替她排班。现在大家一律穿着解放装，也看不出他是什么身份与行业。

　　但是他掳起袖管来，却露出腕上戴的一只游泳表，一个工友是买不起的。“你看你看，都快三点了！”他把表送到她脸跟前，带笑抱怨着：“人家好容易请了半天假。下午还又要迟到──”

　　“谁叫你来的，叫个工友来不是一样？”

　　“老妈子们懂得什么；待会儿排班排错了，排到组织疗法那儿去，或是外科、产科，不是害你白跑一趟！”

　　她噗嗤一笑。“你倒是不会排错到产科那儿！排错了自会有人把你赶出来！”

　　旁边的人哄然笑了起来。那青年脸色微有些发红，也跟着笑。

　　“得了得了，还不快走！”她不经意地把那黄纸大封套像赶苍蝇似地拂了两拂，把他赶开了，她自己站到他的位置上。

　　刘荃虽然排在她后面，隔得很远，那队伍却是曲曲折折的，他就站在他们附近。戈珊一扭过头来，刚巧看见了他。“咦，刘同志！好久不见了！”她立刻跑过来握手。“我正找你呢，打电话给你打不到──”

　　“哦，对不起，我这两天请了病假。”

　　“怎么病了？不严重吧？”

　　“没什么，有点热度。”

　　戈珊一跑开，那青年只好又站到她的位置上去。他不耐烦起来了。“嗳，戈珊，我真得走了！”他向这边嚷着。

　　“戈同志找我有什么事吗？”刘荃连忙问。

　　她把声音低了一低。“现在计画着要编几本小册子。最好能够突击一下。”

　　“哦。”

　　“你今天待会儿上报馆来一趟。我七点钟以后总在那儿的。”

　　她向他点了个头，随即回到她的岗位上。那青年现在可以脱身了，倒又站在旁边不走。“问得仔细一点，”他嘱咐着，仿佛怕医生诊断得不够详细。

　　戈珊只管把那大信封当扇子搧着，像是没听见他说话。然后她转过脸来，仿佛忽然看见了他，立刻把眉毛一皱，眼睛一瞪。“还不走！”

　　那青年忙在人丛中挤了出去。

　　刘荃看他们这神气，显然关系不同寻常。这青年男子却不像一个干部，而像一个普通的薪水阶级的人。当然也可能是被戈珊特别垂青的一个新干部。以她的资历与地位，也许也够得上像丁玲那样蓄有一个小爱人。

　　诊室的门呀的一声推开了，一个病人挣扎着往外挤。轮到戈珊进去了。

　　几分钟后，戈珊又匆匆地扣着胸前的钮子，走了出来。门上装着半截乳白玻璃，映出她的剪影，蓬乱的长发披在背上，胸脯挺得高高的，青灰色布的夏季列宁装，袖子卷到肘弯上，露出腴白的手臂。她真不像一个肺病患者。除了她的面颊似乎特别红艳，有一种“北地胭脂”的情味。

　　她别过身来，把她那黄色大信封略略向他扬了一扬，作为打招呼，然后就在人丛中不见了。

　　替戈珊排队的那青年从医院里出来，叫了一辆三轮车，赶到他服务的中纺公司。他一走进办公室，近门一张写字台上的一个会计马浩然就嚷了起来。

　　“陆忠豪来了！──嗳，你这位老兄，你倒写意的！今天大家帮着清点布匹，累得腰酸背痛，倒正好给你躲过了！”

　　陆志豪还没来得及回答，另一个同事徐子桐便在旁边代他解释：“人家是正事，陪他令堂太太上医院去看病。”

　　大家玩笑惯了的，陆志豪一时放不下脸来，只骂了声“别胡说！”搥了他一拳。

　　一个红帮裁缝看见陆志豪来了，走过来向他收账。他们这里的职工上上下下统包给这裁缝，每人做了两套夏季解放装。

　　马浩然也还没有付钱，掏出皮夹子来，嘴里不断地抱怨着：“这趟真冤枉，都是为了游行，关照下来叫大家都穿新解放装──后来不是说，北京都是穿了西装游行！早晓得这样，压箱底还有两套旧西装，也好拿出来派派用场！”

　　“你知道北京为什么改变了政策？”那徐子桐是“天文地理无所不晓”的，立刻把肩膀一耸，头往前一伸，凑上来轻声说：“都是上次苏联作家爱伦堡到中国来，参观大游行，看见游行的人统统穿着解放装，就问旁边的译员：『这些人都是干部吗？』译员说：『不，是老百姓。』爱伦堡说：『老百姓应当穿老百姓的衣裳，太整齐划一了反而不好，像操兵似的，不像是自动自发地参加游行。』所以北京这次游行，喝！男的穿西装，女的穿旗袍，高跟鞋，旗袍而且越花花绿绿的越好，听说那两天上理发店电烫，简直挤不上去。”

　　“唉，早晓得──”马浩然一面咕噜着，一面数出一叠钞票来递给那裁缝。

　　“嗳，老马，跟你商量，”陆志豪嘻皮笑脸把手臂圈在他肩上。“这两天有一笔急用，你通融个十万八万的，月底发薪一定奉还。”

　　马浩然忙摇着头把皮夹子揣了起来，笑着在口袋上拍了拍。“这点钱借给了你，家里开不出伙食了！”

　　“何至于？发了薪才几天？”

　　“哪，你不信，算给你听：按月的抗美援朝捐献──这也是你老兄指名向我挑战；民主挑战，我也只好民主应战，每月认捐一百个单位，一直到把美帝赶出了朝鲜为止。”

　　“对不起对不起，”志豪笑着说：“这回还是要请你帮帮忙，帮帮忙──”

　　“哪，一共剩下一百五十个单位，领了薪水走出这间屋子，人民银行就在过道里摆着小摊子，等着接受存款──算准了我们是哪一天发薪水。”

　　“现在真是无孔不入，”徐子桐也岔了进来。摇着头叹息着说：“人民银行在电影院门口也摆着摊子，专门吸收存款。这还不够，你看见没有，那种卖糖人儿卖吊袜带的玻璃柜二把手小车，也让人民银行租了去当作活动柜台──推着满街跑。”

　　志豪半天插不上嘴去，只得搭讪着走开了。徐子桐悄悄地把肘弯推了推马浩然。“老马，你也是的──『财不露白』，明晓得他这两天逢人就借钱，见了他逃跑还来不及，你倒大把的钞票拿出来馋他！”

　　马浩然皱着眉说：“我就不懂，他有什么大漏洞，拖了这么一屁股的债！”

　　“还不是为了女人！”

　　“为个把女人，又何至于闹得这样焦头烂额。现在上海滩上，什么都不便宜，就是女人便宜。”

　　“你不知道，他这位对象，提起此马来头大──”徐子桐急忙住了口，回过头去四面张望了一下。

　　“什么大来头？最出名的交际花，现在也迁就得很。”

　　“嗳，你不知道，他这位未婚妻是个党员，以前在苏北搞过工作的，生着很厉害的肺病。现在在解放日报当编辑。自从认识了小陆，就搬了他家去住着，把二楼辟作病室，医药费也完全由他担任。”

　　马浩然有点将信将疑。“他们组织上不是管照顾么？怎么堂堂解放日报的编辑，生了病都不给医？”

　　“舶来品的针药该多贵呀。靠组织上给治，顶多来个什么『睡眠治疗法』、『运动治疗法』，指望不药自愈。”

　　马浩然闭着嘴吁了口气。“想必总是非常砾亮了，”他终于说。

　　“那当然了。不过听说脾气挺大。动不动抬出马恩列斯来把小陆训一通。”

　　“小陆这人也真傻。太不值得了。”

　　“我说他就像那些信佛的人『请经』一样，把半部马列主义请到家里去供着。”

　　马浩然不住地摇头。“太不上算了！”

　　徐子桐却点头摇脑地微笑着。“据我所知，也并不完全是不上算。”

　　马浩然倒是一听就明白了，也向他作会心的微笑。

　　志豪看他们俩鬼鬼祟祟挤眉弄眼的神气，也猜着一定是议论他。他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实在有点坐不住，看看表已经快六点了，今天索性迟到早退，滥污拆到底，大不了受检讨。早一点回去，在戈珊上报馆以前还赶得及见她一面，说两句话。天天总是他回去的时候她已经出去了。

　　他站了起来，去拿他的上衣。这两天天气乍暖，大家在室内都穿着衬衫，把上衣挂在墙上的一只衣钩上。重重叠叠一件件蓝灰色的列宁服，完全一式一样，无法辨认。他把手在一只衣袋外面捏了捏，听见一包香烟的纸壳微微发出响声，掏出来一看着，并不是他抽的那种牌子。连摸了几只口袋，才找到一条蓝白格子大手帕，是他自己的，当然那件上装也是他的了。偶尔一回头，却看见一屋子人都向他望着。他不由得涨红了脸。

　　“不摸口袋，简直不知道哪一件是自己的，”他一面把衣服拿下来，穿上身去，一面喃喃地说着。

　　没有人接口，大家都又低下头去办公，但是似乎对他的行动仍旧很注意。志豪觉得他无形中受了很大的侮辱。他默默地走了出去。

　　到了家，他母亲听见他回来了，在楼下起坐间里喊了一声：“今天回来得早！”他唔了一声，怕她唤住他说话，改作两级楼梯一跨，三脚两步上了楼。

　　戈珊在灯下坐着，把一只小电筒拆开来装干电，像是正预备出去。

　　志豪挨着她在沙发上坐下来。“刚才医生怎么说？”他问。

　　“还不是那一套。”她把电筒一扳，对着外面的阳台。酒杯口粗细的一道淡黄色的光，穿过那黑暗的小阳台。

　　他觉得她已经跟着这道光出去了。“又要出去了！”他用嘴唇轻轻地咬着她手臂上的温软的肌肉。“在家里休息休息吧。医生不是说的，顶要紧是静养。照你这样成天跑来跑去，吃药打针都是白费的。”

　　“白吃了，白打了，你心疼了。”她把电筒的光收了回来，在房间里漫无目的地扫射着。

　　“你为什么说这样的话？”

　　“噢，我说错了，你不是心疼钱，是心疼我，是不是？──少肉麻些！”

　　她突然用力把他一推，沙发旁边的一盏台灯被撞翻了跌下地去，乳黄色水浪纹玻璃灯罩砸得粉碎。

　　“这是干什么？”志豪大声说。戈珊索性捞起一只茶杯来往地下一扔，当朗一声响，茶杯碎成三四瓣。“你不是心疼钱么？不心疼你嚷些什么？”

　　“志豪！”他母亲在楼底下喊着，似乎有些惊慌起来。“志豪！”

　　戈珊又抓起一只厚玻璃烟缸，对准了穿衣镜掷去。“倒要看你心疼不心疼！”她说。

　　志豪走到洋台上去站着，靠在铁阑干上望着下面的小院子。

　　戈珊把电筒揣在口袋里，走到那有裂纹的大镜子前面掠了掠头发，把腰带抽一抽紧，然后走出房去。

　　她下楼，陆老太太上楼，正在楼梯口遇见了。

　　“怎么了？”陆老太太微笑着问。“吓我一跳，听见唏玲晃朗响。”

　　“是我砸碎了两只碗，”戈珊笑着说。

　　“哟！让李妈来扫出去吧，在屋子里穿着拖鞋，别踩在碎磁上。”随即叫了声“李妈！”又说：“戈小姐不吃饭出去？就要开饭了！”

　　陆老太太见了面总是客客气气，但是她对于戈珊搬进来住是非常反对的，认为这样的人“惹不起”，等于引狼入室。然而反对无效，儿子也有这样大了，管不住了，又赶着这婚姻自主的年头儿，对方又是个共产党，现在正是得势，她也只好自己譬解着，倘若有这样一个媳妇，在这乱世倒也是个护身符，不失为“以毒攻毒”。

　　她这种心理，戈珊非常明了，并且就连志豪也不免有类似的思想。人类是奇异的动物；即使是最隐秘最真挚的感情里，有时候也会夹杂着一些势利的成分，在志豪的眼中看来，她是这城市的征服者，是统治阶级的一员，是神秘英勇浪漫的女斗士。他不免有一种攀龙附凤的感觉。而最使她感到难堪的是：事实上她绝对没有他想象的那样重要。她的政治生命不过到此为止了，她自己知道。过去她为了党，把自己的健康毁了，而在全面胜利后的今日，她还得靠出卖她一点残余的青春给自己付医药费。这是她连自己也不愿意承认的。

　　她总告诉自己她并不是不爱志豪。不过她实在讨厌他那种婆婆妈妈的温情。永远小心翼翼偷偷摸摸的，认为于她的健康有碍。她需要的是一种能够毁灭她的蚀骨的欢情，赶在死亡前面毁灭她。而他不断地使她记起死亡。有时候他使她已经死了，他是个痴心的婴孩伏在母亲的尸身上吮吸着她的胸乳。

　　她是这弄堂里唯一的一个“夜归人”，隔邻都听见她每天深夜回来揿铃，叫门。今天却回来得特别早，还不到十一点钟。

　　而且不是一个人回来。她约了刘荃到报馆里谈话，商量着编写一些抗美援朝的小册子，第一本暂名“美帝侵华史”，把近百年中国历史上一切不幸事件都归罪于美国。

　　“美帝的爪牙是隐藏着的，不像德日帝国主义那样的显露，”戈珊解释着。

　　他们费了很多的时间商讨怎样证明美国是德日的幕后主使人。戈珊那里有一本书可供参考，但是刚才从家里吵了一架出来，匆忙中忘了带出来，所以这时候叫刘荃跟着她回去拿。

　　“你住在你们宿舍里么？”刘荃问。

　　“不，我住在亲戚家里。”

　　刘荃也没有再问下去。所有工作上接触到的同志们的底细，都不应当多打听，那是触犯纪律的。但是刘荃不免在心里忖量着，她所谓亲戚是否就是今天医院里的那个青年。他觉得很有趣。今天他在医院里透视过了，肺部完全健康，所以突然感到轻松起来，仿佛白拾到了几十年的光阴，心情很闲适，到哪里都像是观光性质。

　　戈珊这家亲戚住的是半西式弄堂房子，由后门进出。有一个女佣来开门。戈珊领着他进去，一同上楼，一面听见楼下房间里一个老妇人高声间：“李妈，是谁呀？”

　　“是戈小姐，”那女佣回答。

　　称戈小姐而不称同志，可见是一个标准小资产阶级家庭，刘荃心里想。楼下的穿堂里放着一只旧式的衣帽架，两边的房门都开着，射出灯光来。有一间屋子里开着无线电，是提琴独奏，那音乐很是凄凉宛转。

　　戈珊一听见志豪的屋子里开着无线电，就知道他算是负气，不在楼上等着她。那乐声越是如怨如慕如泣如诉，越使她觉得讨厌。

　　到了楼上的房间里，戈珊把电灯一开，看着地板上的碎磁盘倒是都已经扫干净了。她让刘荃坐下，把那本书找了出来递给他。

　　“你先大略地看一遍吧，有什么疑问，可以现在就提出来，大家研究研究。”

　　她掏出香烟来敬了他一支，自己也点上一支烟，向一张沙发椅上一坐，身子直溜下去，像是疲倦到极点，两只手插在裤袋里，两只腿平伸出去，伸得老远。

　　那女佣忽然出现在门口，但并不是送茶来。她咳嗽了一声，说：“戈小姐，听电话。”

　　戈珊一看她那尴尬的脸色，而且明明没有听见电话铃响咎，就猜着一定是志豪派了佣人来，借着听电话的名义把她叫到楼下去，好和她吵闹。她知道他一定觉得很刺激，时间这样晚了，她还把男朋友往家里带，已经过了十二点了，他的无线电也已经停止了。

　　当着刘荃，她自然不便说什么，只得站起身来走了出去，却随手把房门带上了，就在门外向李妈说；“不管是谁，你去替我回掉他，就说我这会儿办公呢，叫他明天再打来。”

　　“我搞不清，您去跟少爷说一声吧，”那女佣嗫嚅着说：“是少爷叫您出来──”

　　戈珊不耐烦地打断了她的话：“告诉你人家这会儿忙着呢，还尽着啰唆！给我回掉他就是了。”

　　这两天天气炎热，一关上了门，房间里就感到闷热，刘荃心里想她出去的时候带上门，大概一定是他们的电话就装在二楼的过道里，她不愿意让人家听见她说话。等到她进来的时候，仍旧随手关门，他却并没有注意到，因为这时候另有更可注意的事发生。她一进来就走到他旁边，在他的沙发扶手上坐下了，低下头来看他那本书看到了什么地方。这本来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她那件列宁服里面似乎没穿衬衫，又少扣了一只钮子。从这角度过去，看得非常清楚那深Ｖ字形的衣领里掩映着的两只白腻的圆球。那是阳光晒不到的地方，皮肤由微黄泛入洁白，正像蛋卷里托出的雪糕球。刘荃当时仅只是感到震动与恍憾，像一个小孩在橱窗里看见奶油蛋糕，忽然发觉橱窗上并没有装玻璃，一伸手就可以拿到了。

　　他如果马上赧然站起来就走，他觉得未免太滑稽了。而且他也像一切天真的人一样，有一种好胜的心理，不愿意被人家知道他的天真。他要装出满不在乎的神气，仿佛并没有注意到这些，然后借一个借口，很自然地站起来告辞。

　　戈珊仿佛嫌坐得不稳，伸出一只手臂来搭在沙发背上，另一只手伸到刘荃前面来替他掀着书页。那本书渐渐地越写越不通了，莫名其妙，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刘荃的肩背上仿佛热烘烘地贴着两只灯泡。然后他忽然发现她掀书的那只手被他握住了。他听见她笑。她的笑声那样近，近得只是一阵暖热的鼻息，然而那声音听上去又像是异常遥远，像是云里雾里隐隐听见一种金属品的叮当。

　　她挣扎着不让他抚摸她的手臂，但是越是挣扎，接触越多，他甚至于可以分明地感觉到那两只乳头，像柔软的掀起的小嘴，钝钝地在他背上擦来擦去。

　　他突然阖起书站了起来说：“我得要走了。”

　　“为什么突然要走了？”她微笑着望着他，搭在沙发背上的一只手臂折过来，把香烟送到嘴里去吸了一口，不经意地弹了弹身上的烟灰。

　　“回去太晚了，宿舍叫不开门。”

　　他检点刚才记的笔记，折叠起来夹在那本书里。有一张纸，不知道什么时候被风吹到阳台上去了，吸在铁阑干脚下贴着。他走出去拾。

　　戈珊把他的帽子从桌上拿起来，顶在手指上呼呼地旋转着玩，也跟到阳台上来。刘荃伸手来接帽子，她却把手一缩，藏在背后。他伸手来夺，她从这只手递到那只手。他抢帽子的结果却是抱住了她，他自己不知道抱得多么紧，只觉得在黑暗中她压在他胸膛上，使他不能呼吸，像一个绮丽而恐怖的噩梦。

　　“为什么突然要走了？”她仍旧问。他觉得她在笑他。当然她知道他要走是因为冲动得太厉害。

　　他一次次地吻着戈珊的腮颊与耳朵，与肘弯里面。他自己觉得很奇怪，在这样的狂热里，仍旧有一部分的脑筋清醒得近于冷酪。他不吻她的嘴唇，因为她有肺病。刚才在她房间里看见许多瓶瓶罐罐，PAS与肺病特效药。同时他也感到不安，那阳台上虽然黑暗，房间的灯光正把他们的剪影映在一个明亮的背景上，而且他开始注意到楼下的小院子里的人──黑暗中现出红红的一点火星，是香烟头上的火光。的确是有一个人吸着烟走来走去──现在似乎倚在铁门边。

　　“楼底下有人，”刘荃低声说：“看得见我们。”

　　“去把屋里灯关了，不就看不见了？”他真的去关灯。

　　“你知道开关在哪儿吗？”戈珊一路笑着，也跟了进来。“别揿错了叫人铃。”

　　“你就说得我那么胡涂。”

　　一片黑暗拍地打在脸上。

　　戈珊不知道在哪里。他几乎绊倒了一张椅子，终于在房门边上捉到了她。

　　然而这间房间里电灯一灭，简直像一个信号似的，立刻把楼下的志豪召唤了来。

　　有人在外面敲门。

　　“你看，一定是你刚才揿了铃，把佣人叫上来了！”戈珊吃吃地笑着。

　　“没有没有，我没有！”

　　敲门之外又霍霍地旋着门钮。幸而刚才电灯一灭，戈珊就去把钥匙转了一转，把门锁上了。

　　“什么事？”刘荃轻声问，心里却已经明白了一大半。“失火了？”他嘲笑地问。

　　“也许，”戈珊说。

　　“那是什么人？”

　　“管他是谁！怎么，你害怕？”

　　“我怕什么？”

　　“不怕，那你老问干吗？”

　　蓬蓬蓬，更加疯狂地拍着门。

　　这样才够刺激，戈珊想。她在黑暗中像是关闭在一只丝绒垫底的神奇的箱子里，在波涛险恶的海洋上飘流着。

　　真正的危险是也没有的，她知道志豪的为人。小资产阶级的文明限制了他，他失去理性也只到这地步为止，徒然在仆役面前出这么一场丑，决不会再进一步拿斧头来砍破房门。明天一早她送刘荃出去，也不怕楼梯口有人握着手枪躲在阴影里等候着，但是也难说，有时候狗急跳墙，把人逼到真正无法下台的时候，是什么也干得出来的。她喜欢危险的气氛，它使她身上每一根神经都苏醒了过来。刘荃这小傻子也实在是可爱。而且她知道，对于他，她是开天辟地以来第一个女人，至少是第一个裸体女人。她做了他的夏娃。

　　此后刘荃没有再去找她。他告诉自己这仅只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如同汽车肇事。但是事实上他无时无刻不想到她。不一定想到她这人，而是单纯作为一个女人的肉体。他对自己这种心理觉得惊讶、羞惭，但是也拿自己没有办法。

　　戈珊曾经打电话给他，说她搬了家，把她的新地址告诉了他，他也没有打算去。但是有一天终于还是去了。

　　戈珊在一家白俄咖啡馆背后赁了一间房间住着，那白色的房子后面架着个小楼梯，绿漆铁阑干，水泥梯级，一直通到她房门口，所以也可以说是独门独户。大概她也就是图它进出方便。

　　房间是阴暗而不整洁的，苍绿的粉墙，椅背上与床阑干上永远挂满了衣物。到处是污秽的玻璃杯，一撮撮的烟灰。阳光蒙蒙地从紫红布的窗帘里透进来。在那薄明中，这一切是有一种浪漫气息的。

　　刘荃每次抽空溜来一遍，永远是在上午或是午后两三点钟。戈珊这样干报馆工作的人是以昼作夜的，他来的时候她总是从床上爬起来，睡眼惺忪来开门。他走的时候她又在酣睡着。他觉得他只生活在她的梦境中。

　　一天到晚昏天黑地的鬼混着。想到黄绢的时候，他觉得说不出来的惭愧，但是心里的矛盾太多了，不愿意想到的事情也太多。也就像“蚤多不痒，债多不愁”一样，日子也就这么过下来了。

　　这一天下午，他为了一点公事，到楼上赵楚的办公室里去，在房门上敲了两下。里面一只摇头电扇嗡嗡响着，他仿佛里面叫他进去，只是被风扇的声音盖没了。

　　他把门一堆，却怔住了，看见赵楚与周玉宝夫妇俩郑重地握手。这赵楚生就一张赤红的长方脸，粗浓的眉毛，也说得上一貌堂堂，他微微躬着身，放出那最诚恳最热烈的笑容向他太太望去，玉宝也浓浓地堆出一脸笑容，眼睛里射出愉快的光辉，两人紧紧地握着手，一上一下用力摇撼着。

　　刘荃急忙把房门轻而缓地掩上，没关上之前，听见玉宝在说，“再来一遍。”

　　“来，拥抱一下，”赵楚说。

　　刘荃知道他们演习的是俄罗斯式的拥抱，很快地把两边面颊各吻一下，这是现在通行的国际友人间的仪节，讲究的是抱得要紧，吻得要快。难处就在谁先吻谁，不经预先约定，而又一味要快、快、快，很容易双方的动作起冲突，撞痛了脸和鼻子。在宾客众多的大场面里，大家蜂拥而上，一连换上一二十个人，都是刮辣松脆左颊一个响吻，右颊一个响吻，把头左一转右一转，真要转昏了。的确需要事先下一番苦功练习。刘荃并且听见说，中共最重视的就是酬应苏联友人的礼节，一点都错不得。中级以下的干部，稍有一点失仪的地方，当场就会吓得魂不附体，知道要受最严厉的处分。就连赵楚这样有军功的人也不是例外。想必他们夫妇总是要赴什么重要宴会，所以在这里私下演礼。

　　刘荃捏着一把汗走下楼去，心里想幸而没有被他们发觉。如果知道被他看见了，不一定马上当面发作，但是总有办法收拾他的。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没有一会工夫，忽然有个通讯员来叫他。

　　“周同志请你上去一趟。”

　　刘荃不觉皱眉，心里想到底还是被她发现了。他惴惴地走上楼去，来到玉宝的办公室里，她却是一个人在那里，此外还有一个裁缝。玉宝这一向常常叫裁缝来做旗袍，在举行晚会的时候穿，特别是有国际友人在座的场所，这也是最近一般政府首要的爱人间的一种风气。这裁缝是苏州人，和玉宝言语不通，所以总是把刘荃叫上来当翻译，刘荃勉强可以说几句上海话。这一类的差使总是落在他头上，张励还因此取笑过他，屡次说：“上司太太这样离不了你，你小心，上司要吃醋了。”

　　“上司倒不一定吃醋，”刘荃心里想：“同事倒吃醋了。”

　　这一天他看见那裁缝在那里，方才放下心来。裁缝送衣裳来，他那大白包袱里还包着些别的主顾的衣服，内中有一件织锦缎旗袍，被玉宝看中了，叫刘荃问他这衣料什么地方有得买。

　　那裁缝身材矮小，一张柿子脸，又是黄橙橙的横宽的“铜盆柿”？脸上永远是一种微带讽刺性的微笑，穿着一身旧绸衫裤，背剪着双手站在那里。“这种花样外面没有的，”他酸溜溜地微笑着说：“毛主席太太在杭州一家厂家定织了一件。一共两丈料子，剪剩下来还够做两件，这是此地一个银行经理太太买到了一件。”

　　刘荃觉得替他照翻不大妥当，但是玉宝一味追问，刘荃只得把他的话复述了一遍，又说：“这话毫无根据。可能是个那主顾吹牛。”

　　玉宝却说：“听说北京她们是穿得非常讲究。应该的嘛──一天到晚有国际友人请客应酬，不然气派不够。现在人民生活改善了，大家穿得好些也是应当的，上级应当起带头作用。”

　　她把那件旗袍摊了开来，仔细翻来覆去看着。“国际友人尤其赞成织锦缎，”她说。

　　这是件黑缎子上面织出小小的金色花瓶，隔得不远不近，八四平八稳一只只一寸来高的金瓶。空处穿插着一些金色云头，与短短的金色飘带，排列得很扳滞。但是就连刘荃这样外行的人看来，也觉得确是花样别致，似乎从来没有看见过。那裁缝的话大概是可信的。

　　裁缝早已把玉宝新做出来的那件花绸旗衫拣了出来，放在沙发上。

　　“好，好，你们都出去，我试衣服，”玉宝说。

　　她撵他们出去，那裁缝却先忙着把那件名贵的织锦缎袍子折叠起来，收到包袱里，把包袱一扎，提在手里匆匆地往外走。

　　“干吗带出去？这么一会儿工夫，搁在我屋里不放心呀？”玉宝生气地嚷了起来。

　　那裁缝也确是怕她要拿着穿一穿试试，他尴尬地苦笑着，喃喃地连声说“哪里哪里，”把一个柿子脸撮得像个柿饼似的，灰暗而有深的皱折。

　　刘荃乘她那一撵，早已走得无影无踪了。

　　黑色的背景上，小金瓶的图案……他常常想起它。

　　其实毛主席的爱人在杭州定织几件衣料，又算得了什么，究竟他们并没有像满清的皇帝制定一个“江南织造”的官衔，专司供应御用衣料。他们这并不算怎样豪奢的享受，不过他想到他们这一点享受是无数中国青年的血换来的，他不由得痛心。

　　玉宝积极准备着参加的那宴会，就在这两天内。在宴会的次日，玉宝又为了要出席一个会议，叫刘荃给她拟一篇演说稿。他拟好了给送上楼去，却老远就听见赖秀英的声音在玉宝的办公室里，两人一会率率索索，一会又大说大笑的，似乎亲热异常。刘荃非常诧异，因为一向知道这两个人是水火不兼容的。

　　“真没瞧见过……”

　　“还扭上去朗诵普希金……”

　　“──进『破鞋』！”

　　老区称荡妇为“破鞋”。她们似乎是在议论着昨天宴会上的一个浪漫的女性。有了一个共同的攻击目标，无怪她们同仇敌忾起来，忽然谈得这样投机。

　　“真不要脸！你看见她对那苏联专家那神气？”周玉宝说：“净找着他闹！”

　　刘荃走了进去，玉宝就接过那篇演说稿来看。赖秀英还在旁边说：“她自己也灌了不少伏特加。”

　　刘荃一离开那间房，又听见赖秀英带笑高声说：“是他们社长说的：『我们的戈珊同志不会说俄文哪？──人家眼睛会说世界语！』”

　　“还他妈的怪得意的呢！”周玉宝说。

　　刘荃怔了一怔，心里想原来是说戈珊。“他们社长”总是解放日报的社长了。

　　他虽然明知道戈珊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听见这些话，不免总觉得有点刺激，当天下午就借了个借口溜出去看她。

　　已经快到她上报馆的时候了，她还没有起床。

　　“酒醒了没有？”刘荃微笑着说，在床前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也没喝多少。”她咳嗽得很厉害。“你消息倒灵通，怎么知道的？”

　　“那苏联专家告诉我的。”

　　戈珊稍稍呆了一呆，随即笑了起来。“别胡说八道了！”

　　“怎么？就不许我认识个把苏联专家？”

　　戈珊恨恨地横了他一眼。

　　“我不懂世界语，”刘荃笑着说。

　　“什么？”

　　“世界语我没学过，你用眼睛对我说话是白说了。”

　　戈珊探身过来打他，用力过猛，往斜里一裁，倒在他的身上格格地笑。“你这家伙真可恶，越学越坏了！”

　　“跟谁学的？”

　　戈珊嗤嗤地笑着。“我知道你是跟谁学的？”她把头枕在他膝盖上，仰着脸望着他，伸手抚弄着他的面颊。

　　他扳开了她的手。

　　戈珊知道他心里仍旧感到不痛快，就撅起了嘴说：“不行，你得告诉我，是哪儿听来的这些话。”

　　“我不是告诉你了么，是那苏联专家说的。”

　　“什么苏联专家？我知道，还不是你们那儿两个姑娘们造的谣言！那两人都是道地的土包子，见了外国人吓的没处躲，看见别人出风头可又要吃醋，背后就去糟蹋人家，什么话都说得出来。”

　　刘荃觉得这话倒也很近情理，周玉宝与赖秀英恐怕也的确有这种心理。

　　戈珊从他的脸色上看出他已经摇动了。“女人都是妒忌心最强的，”她又说。

　　“是吗？我也听见说。”刘荃微笑着说。

　　“女人像我这样的真少，”戈珊说：“我倒是从来不妒忌的。”

　　“是吗？”

　　“是吗，是吗──干吗这样阴阳怪气的？”

　　她继续抚摸着他的脸，他也抚摸着她。

　　她怕痒，身子一扭一扭，头枕在他的膝盖上，也溜了下去，倒挂在空中。那美艳的脸庞颠倒着看，仿佛更加美艳。刘荃想起小时候在校园里，在金黄的夕照里把头向后仰着，仰到不能再仰了，倒看着满天的霞彩与青葱的园地，一切都特别显得鲜艳欲滴。

　　他忍不住伏下身去吻她的白嫩的喉咙。

　　“真的，我从来不妒忌的。你有别的女朋友我绝对不干涉，”戈珊说。

　　“哦。”他吻到别的地方去了。

　　“你从来不把你过去恋爱的事情讲给我听。”

　　“我没什么可说的。”

　　但是她一定逼着他说。

　　“你自己的事从来不告诉我，倒尽着查问我。”刘荃说。

　　“我告诉你你要吃醋的，你告诉我我不会吃醋的。”

　　“你这种态度真好，可惜遇到我这么一个人，根本就没有吃醋的机会。”

　　“还耍赖，还耍赖！”两条白蛇紧紧地匝住他的颈项。“勒死你！今天非得要你把那女朋友的事招出来！”

　　“什么女朋女？”刘荃并不是存心欺骗她，但是他实在不愿意在她面前提起黄绢的名字，尤其是在这样的情形下。

　　但是后来戈珊说：“告诉你，我早已充分掌握了材料，不过是给你一个坦白的机会！”

　　刘荃笑了起来。“你这一套逼供的手段我也会。”

　　“真是不识好歹，”戈珊在他额角上重重戳了一下。“──不要你了！给你头上贴一张邮票寄到济南去。”

　　刘荃震了一震，笑着说：“济南？”

　　她向他笑。“寄给济南团支部黄绢同志。”

　　“你怎么知道有这样一个人？”

　　“哼，告诉你：我的情报网比你深入，而且我的情报是绝对正确的，不像你，听了点没根据的话就来跟我乱发脾气！”

　　那天他离开她那里的时候，一直在那里猜测着她是从那里打听到的。他觉得实在有点奇怪，因为黄绢和他的事根本可以说没有一个人知道。然后他乘电车回去，在电车上掏钱买票的时候，忽然灵机一动，把他装零碎钞票的那只旧信封拿出来看了看。黄绢寄给他的信很多，他一向总是利用那信封装钱，可以随身带来带去，仿佛也是一种安慰。已经成了习惯。那信封上的邮戳虽然可看出是济南寄出的，寄信人的名字却只有“黄缄”两个字。但是在这励行节约的时候，大家写信都是把旧信封翻过来再用一遍，所以她这封信也就是他寄给他的，里面赫然写着她的姓名住址。戈珊当然有很多的机会翻他的口袋。信封破了就再换一只，她可以看出他们是经常通信的。一定就是根据这一点线索。不过他知道，下次他问她，她一定仍旧故作神秘，不肯说实话的。

　　他把那破旧的信封又揣到口袋里去。近来越来越怕写信了，也怕接到她的信。虽然大家说来说去只是几句冠冕堂皇互相鼓励的话。

　　他觉得他应当把实话告诉黄绢，叫她不要等他了，他不值得她爱。会有比他好的人去爱她的。至于他，让他去吧，他已经习惯于黑暗。少女是光，妇人是温暖。眼前他所要求的只是一点温暖。他对于戈珊没有存着什么幻想，但是他觉得她也很可怜。她是和他一样被欺诓的，在学生时代就跟着共产党走，现在她什么都完了，她不但有病，心理上的病态也很严重，所以她把男女关系看得那样随便。他觉得她需要一个人去爱她。她或者会好起来。

　　有时侯他这样想。有时候他又怀疑他只是贪恋着那迷人的肉体，而又不能正视这单纯的事实，所以要加上这么许多解释。

　　在一个酷热的下午，他到她那里去，突然天色阴黑，下起雨来了，而且下得很大。刘荃扶着阑干，沿着那露天的小楼梯走上去，潮湿的水泥梯级已经成了暗黄色，上面粘着一两片洋梧桐娇黄的落叶。他揿了半天铃没有人开门，她一定是出去了。他从口袋里掏出笔来，又找出一张纸条子，抵在那绿漆小门上匆匆写了两行字，“来访不遇。明天下午或者能来。”下面没有署名。她会知道是他。他把那张纸双折了一下，弯下腰来从门缝里塞了进去。

　　一阵狂风吹过来，她那紫红布窗帘突然鼓荡着，从窗户里飞了出来，飘在半空中，像是向他挥手。跟着就又往里面一吸，吸了进去。密密的雨点也跟着往里扫射，可以听见她沙沙地打在桌上，像撒豆子似的。刘荃不禁有些担忧，想起他们编的那小册子的校样，前两天看见她从报馆里带回来搁在那张桌子，不知道还在那里不在，恐怕全打湿了。那窗户离那楼梯有好几尺远，也没法替她关窗。

　　他转过身走下楼梯，快到人行道上了，忽然隐隐地听见一声“砰！”回过头来一看，那玻璃窗已经关上了。成片的雨水在那玻璃上流着，那紫红色的窗帘静静地被关闭在玻璃里面。

　　刘荃站在那里，茫然地向上面望着。然后他很快地走了，心里充满了愤怒。

　　她那里向来除了她自己，什么人都没有。听她说有时候叫白俄房东的女佣替她打扫打扫房间，但是如果是那女佣，外面揿铃揿得这样啊，也绝对没有不开门的理由。

　　第二天他再到她那里去，有一个黑红肤色的青年在那里，是文化局警卫科的人。戈珊的态度很自然，替他们介绍之后，大家随便谈着。但是刘荃憋了一肚子的话要质问她，对于这种浮泛的应酬式的谈话实在感到不耐烦。那青年虽然也不大开口，却老是坐着不走。大家就这样干迸着，等着看谁把谁迸走。

　　谈话一直延长下去。刘荃有意无意地抬起手来看了看表。他趁着出差，弯到这里来一趟，实在应当走了。

　　“你别性急，”戈珊说：“魏同志大概也就快来了。他们这些忙人，约了时候向来不算数的。”

　　“哪个魏同志？”那青年问。

　　“还有谁？”戈珊笑着说：“就是你们的老魏。”

　　“他要上这儿来？”那青年显然吃了一惊。

　　戈珊似乎不愿意多说，含糊地应了一声，然后把下颏微微向刘荃努了努。“喏，这位刘同志有点事找他，我约了他们在这儿见面。”

　　那青年像是恐慌起来，随即搭讪着站起来匆匆告辞走了。

　　“你看讨厌不讨厌？”戈珊伸了个懒腰，“要不是我抬出他的上级来吓唬了他一下，还不肯走呢！”

　　刘荃没有作声。

　　戈珊见他满脸不快的样子，立刻向他身上一坐，又委屈又疲乏地把脸埋在他肩窝里。“知道你今天要来，特为在这儿等着你，这小鬼偏跑了来赖在这儿不走──就有这样不识相的人！真气死了！你昨天淋着雨没有？”

　　刘荃半晌才答了声：“还好。”

　　“我真倒霉，在外滩，刚赶上。”

　　“哦，我还当你在家里呢，看见你关窗户。”

　　“活见鬼了！”戈珊张大了眼睛望着他。“我在家怎会不开门？”

　　“我怎么知道呢？”

　　“你又瞎疑心！”她顽皮捶了他一下。“怎么你看见有人关窗户？是谁？是我呀？”

　　刘荃懒懒地说：“反正不是你就是另外那个人，又有什么分别。”

　　戈珊一听这话，显然他并没有看清楚是什么人，连是男是女都不知道。她立刻理直气壮起来，一歪身从他膝盖上溜了下来，坐在沙发上把他乱推乱撞。“得了得了，你走吧！我受不了！一天到晚找岔子跟我闹，老是瞎疑心！我告诉你吧，昨天不错，是有人在这屋里！就是今天来的那小王。他是结过婚的，他女人在新闻出版处做事，两人一个住在男宿舍里，一个住在女宿舍里，所以没办法，跟我商量，借我这地方会面。”

　　“哦，”刘荃微笑着说：“这也不是什么违法的事，人家是正式的夫妇。干吗要你这样替他们守秘密！”

　　“我这不是告诉你了蚂？先我没说，也是因为怕你不乐意，觉得我这儿成了个小旅馆。真讨厌，那小王，刚才还在那儿磨着我，下星期还要来。所以老坐着不肯走呢！”

　　他明知道她是说谎，虽然她这谎话说得相当圆。

　　她又和他纠缠着。拥抱着她的时候，他心里想这样的女人，他就是在她里面生了根，她也仍旧是出墙红杏，她的眼睛向他笑，真正的她似乎在那微笑的眼睛的深处闪烁着，永远可望而不可及。这使他更疯狂地要占有她。

　　在他的疯狂接近顶颠的时侯，忽然门铃响了。

　　“是谁？不要是魏同志吧？”刘荃说。

　　“唔？”

　　“你忘了？小王的上司。你不是说他要来吗？”

　　两人同声笑了起来。“不要真是说着曹操，曹操就到，”刘荃说。

　　外面的人继续揿铃。

　　“让他揿去，”戈珊说：“管他是谁。”

　　又揿了很长的两响。刘荃有点不安起来。

　　“别理他，”戈珊说。

　　铃声终于停止了。似乎人已经走了。但是房门下面忽然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小三角，面积渐渐大了起来，是一折叠着的便条，从门底下塞了进来。

　　刘荃不由得想起昨天他自已站在门外揿铃的情形，并且昨天那时候房间里面又是什么情形，也如在目前。

　　他觉得这一切都是那样污秽黯淡，而且稍有点滑稽。

　　他突然坐起身来穿衣服。

　　“怎么回事？要走了？”戈珊诧异地笑着。

　　刘荃没有回答。

　　她随即生起气来。“你这脑袋完全封建，送封信来都要吃醋──吃的哪一门子的醋？发了昏了！你凭什么资格管我？好，你走，你走，以后可再也别来了！以后咱们谁也不认识谁！”

　　刘荃默默地坐在床沿上俯身系鞋带。

　　戈珊的一枝香烟一直不离手，她突然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把香烟使劲揿在他胳膊上。他想甩开她，但是她下死劲揪住了他不放。被烧灼的皮肤丝丝作声。他夺回了手臂，一句话也没说，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