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节 我决定不要孩子

　　34岁了。你问这个干吗？

　　对渴望在大学里执教的女人来说很平常的理由：如何把事业与母亲的身份结合在一起。你已经34岁了，看来，你很成功--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你甚至获得了终身职位。所以，我的问题是：你打算要孩子吗？

　　琼，我一直不敢问你这个问题，塞莉补充了一句。其实，我也很想知道。莉亚提这个问题很唐突，你千万别在意。

　　琼-阿德利看着这两位年轻的女人，她们的眼睛全都紧盯着她。我无所谓。她慢慢地回答，我想这事已经有几年--甚至可能有10年的时间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去年，我做了输卵管结扎手术。

　　沉默良久后，莉亚开口说，我知道这不关我们什么事--

　　说吧。

　　为什么要做绝育手术呢？为什么不--？

　　避孕？我吃口服避孕药已经将近18年了。你们看，我很早就来月经了。我觉得不应该再吃了，尽管我不是个吸烟者。我们可以换用其他方式，比方说用避孕套，可我最后得出了结论：只要我有专业抱负，就不可能是个尽责的母亲。

　　你丈夫为什么不做输精管切除术？莉亚问。

　　为什么要他做手术？是我决定不要孩子，而不是他。世事难料。他可能还会再结婚。也可能在20年以后，那他仍然可以有孩子--

　　对你的专业抱负我不太理解。莉亚插嘴说。既然你已经是终身教授了，为什么不可以要一个孩子？

　　这点你说得没错。在拿终身教授以前是不可能要孩子的。可以说在化学上，或者说在大多数实验科学里，在你当助教的6年时间里，你不可能既是一位母亲又获得终身聘任。至少，在大学实验室里是这样的。我的男性同事每星期至少工作8个小时。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之中许多人的婚姻都很失败，假如他们结婚的话。

　　除非他们与另外一位助理教授结婚，从事同样单调而永远没有完结的工作。塞莱斯蒂娜插嘴说。

　　而且还得很走运，能够在同一所大学里找到工作，或者距离很近，可以互相联络。阿德利重又加入进来。当然，你可能会很幸运，与像我丈夫这样的男人生活在一起，他的职业比较机动。当然，我过分强调了这种情况：要一个孩子并且获得终身聘任，并非不可能，但是很困难。也许在你们这个专业比较容易做到这一点，她转向莉亚。因为你可以在家里搞研究。可假如你必须在实验室里的话，怎么办呢？她耸耸肩。现在，职称评审委员会据说会把怀孕的情况考虑在内，可评审委员会的大多数人仍然都是男人，而且是年纪比较大的老头子。他们虽然接受过关于性别歧视的法制教育，却根本不了解实际情况。你们知道，在美国主要的大学里面没有一所大学的化学系是由女性担任主任的吗？除了哥伦比亚大学著名的吴健雄，物理系也基本如此。他们平常称呼她为'吴夫人'而不是'教授'，这难道不可笑吗？就好像她在管理一家妓院似的。阿德利拿起她的杯子。

　　琼，你的咖啡肯定凉了。我去给你再倒一杯热的。塞莱斯蒂娜提出。

　　不过，你已经获得终身聘任了。而且还很年轻就得到了。莉亚发表了她的看法。现在要个孩子不是比较容易了吗？

　　这就是为什么我只在霍普金斯大学只呆了3年就离开了的原因。现在这所大学提出给我终身职位时，我想，现在我终于可以一个孩子接着一个孩子地养了。他们奈何我不得了。但是，塞莱斯蒂娜--她头朝厨房那里动了动，她会告诉你现实是多么不同。我们整个研究小组的人都集中在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领域里，研究无脊椎动物的神经肽的化学性质。我比以前工作得更加努力，尽管现在我有5个研究生，还有几个博士后在协助我。我不知道你们那个领域是否也是这样。我猜想不会这样，在英国文学--

　　批评。塞莱斯蒂娜打断她的话，她正好端着热咖啡进来，实际上，是对话主义。

　　对话主义？

　　琼，我以后告诉你。莉亚主动说，你先把话说完。

　　正在此时，门开了，斯塔福走了进来。我很抱歉，他气喘吁吁，好像一步跨越三个台阶冲上来似的。阿德利教授，我是杰里迈亚-斯塔福。他一边说着，一边往桌子走去。我一直想要谢谢你。如果没有你，我永远也不会遇见塞莉。天哪，我饿坏了。还有什么吃的？

　　塞莱斯蒂娜跟在他后面走进厨房。杰里，你真该死。她低声地说。我知道在实验室里面拼命工作是怎么回事。可你怎么就不能安排一下，回来吃晚饭呢？知道吗，今天的情况很特殊。琼第一次来。她以前从来没有来过。况且，她抓住他的肩膀，我们是在庆祝我在咽侧体抑制素结构上的突破。

　　斯塔福极力安抚她。塞莉，我说过了我很抱歉。你不知道艾西催得有多紧，对我施加了多大的压力。现在他每天都盯在我后面：问我实验怎么样，现在到了什么阶段，什么时候能够完成。他不是问行不行，而是问什么时候完成。我实在脱不开身--

　　莉亚把脑袋伸进厨房间里，问：喂，你们两个怎么回事？

　　阿德利和莉亚坐到沙发上去了；塞莱斯蒂娜坐在休闲椅上，仍然在生气，而斯塔福则坐在桌边，对着一盘剩菜狼吞虎咽。阿德利朝他说道：我刚才对我们这儿的文学批评家说，塞莉干得漂亮极了。不仅仅是测定先后顺序。真正艰巨的是首先要分离出足够的咽侧体抑制素。我们花了整整一年多的时间。在分离过程中的每一步，都必然会有一个很复杂的生物测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