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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到“白雁”客栈后，给那里的气氛带来了一丝令人不安的变化。我们用餐时，客栈大厅里那些伙计们不再和我们嘻嘻哈哈，不再要我们把面包扔给他们，不再把奶酪抛给我们，也不再像前不久那样和我们称兄道弟。只要我们一露面，他们就会变得比较安静，仿佛我们突然成了要人，他们不能再来随便打搅我们一样。
客栈老板也突然变得殷勤起来，因为我们的缘故而感到自己身价倍增。我们离开时，我的房间一直没有租出去，但戈尔洛夫的房间租给了一位芬兰钟表匠，而且这位钟表匠准备住上两个礼拜。客栈老板向那位钟表匠苦口婆心地说了半天，但这位芬兰人提出了抗议，说他已经预付了房钱，要的就是戈尔洛夫住的那间最好的房间，因此他坚决拒绝换房。面对这样的情况，客栈老板动用了自己客栈酒吧间里的酒吧招待，并从街道另一头请来了铁匠，把钟表匠扔到了街上，接着飞出来的是他的行李，外加他的帐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