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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 霸道的恶棍

战争与回忆 by 赫尔曼-沃克

2018-9-22 21:47

  “来吧,你肯定还没发现帝国主义种种冷酷的事实呢。”鲁尔招呼一辆等着的出租汽车。“你怎么想象二万个白人——他们当中大多数还是意志薄弱的蠢货——设法统治四百五十万马来亚人的?不是靠跟他们一起喝酒啊!”
  “她跟我一样是非英国出生的英国人嘛。”
  “人是不能允许例外的,亲爱的。势利的英帝国堤坝阻挡着狂怒的有色人种的海洋。有一个针眼,那些堤坝就崩溃了。这是原则。埃尔莎是东方人。”他模仿贵族气派用鼻音说:“真遗憾哪,这一套玩意儿——得了,你上车吧,让我们去跟我们的东方女朋友相会!”
  在拉福尔斯棕榈树排列成行的露天院子里,一个由五个白种老头组成的乐队在演奏没精打采的过时的爵士乐曲。这里很热、很潮湿。麦克马洪夫妇坐在桌旁,看着三对头发灰白的夫妇汗流浃背地在地板上跳舞。他们对帕米拉和鲁尔打招呼的时候,并没有流露出怨恨的神情。他们一边吃,一边带着兴趣宽容地谈着总督的事。
  他们说,他是一个不怀恶意的人,一个教区牧师的儿子。炎热的天气、官僚政治和他工作的错综复杂和混乱,在七个年头里已使他变成一个仁慈的和稀泥老手。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动摇、改变或者触怒他。马来亚政府混乱得简直像是一所疯人院,要跟十一个分散的地方政府——还包括一些难对付的苏丹——打交道。不管怎么样,民主国家用的半数的锡和三分之一的橡胶都来自这一片混乱的土地。有钱可赚,而且已经赚到了。美元不断地涌进英国,作为战争基金。干活的人们——二百万伊斯兰教的马来亚人、二百万信佛教的中国人、大约五十万左右的印度人——彼此并无好感,可是一致厌恶以那个沉静、软弱的白人为首的那一小撮掌权的白人。这个白人住在大公园里的一座高山上的官邸里,远远地离开新加坡本地人的拥挤和气味。他由于管理得顺利,已经连续七年受到伦敦方面的表扬。他除了听其自然以外,其实什么都没干。而在英国殖民部门中,照杰夫-麦克马洪的话说,这就算是天才了。
  “看法各有不同,”鲁尔说。“我今天听到了一次长达三小时的反对他的激烈议论。美联社记者蒂姆-波伊尔说他是个有新闻检查癖的霸道的恶棍。蒂姆写过一篇关于这里夜生活的文章,给新闻检查官枪毙了。蒂姆要求和这位总督见面,被他当做苦力骂出去。这位总督的头一句话就是:‘我看了那篇文章。如果你是亚洲人,我就要把你关到牢房里去!’”
  “啊,那可是不一样,”埃尔莎说,“英国殖民部的记性好得很呐。美国起初也是个殖民地呀。一旦是个土著,就永远是土著。”
  麦克马洪夫妇简直没吃什么。喝过咖啡,他们就起来合着不堪入耳的音乐扭来扭去跳舞。鲁尔伸出手去:“帕米拉?”
  “别丢人现眼了。我在这儿动一下都要出一身汗。你反正也知道自己不会跳舞。我也不会。”
  “在伦敦你要求过斯鲁特跟你跳舞。”
  “噢,那是我为了甩掉你。”

  “亲爱的,你不能还跟我生气。”他毫不生气地咧开嘴笑起来,红红的唇髭舒展开来了。“那些全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就算是吧,菲尔。你是墙上发黄的文凭,就该挂在那儿。”
  “又把我整垮了!呃,我很高兴你为埃尔莎抱不平,不过,她是个风头很健的女人,而且坦格林俱乐部讨厌得很,她没有它也能过日子。你在郊区附近看到像耗子挤在垃圾堆里那样的中国人和印度人,又会怎么样呢?那才是新加坡真正的有色人种问题呢。”
  帕米拉迟迟没有作答。她在政治、社会和宗教上没有确切的见解。生活对她说来是一场丰富多采而痛苦的表演,是非标准是其中摇摆不定的码尺。随着时间、地点的不同,价值和道德发生变化。例如维克多-亨利的基督教道德和鲁尔的军事社会主义,只会带来痛苦,只会破坏本来就已少得可怜的幸福。她就是这样认为的。
  “在那些问题上我是个糊涂人,菲尔,这你是知道的。或多或少亚洲难道不总是这样的吗——几个王公和苏丹用金盘吃东西、建造庙宇和泰吉玛哈陵 ,老百姓却在牛粪和泥地上繁殖?”
  “我们就是为了改变这一切情况而来的,亲爱的。吉卜林是这么说的,还有埃里斯特-塔茨伯利。”
  “我们没有把事情改变得好些吗?”
  “从某一方面来讲,是变得好一些。铁路、行政机构、近代语言 。可是帕姆,在这儿,
  坦格林俱乐部正在为一件事闹翻天。他们禁止印度军官进他们的游泳池。我再说一遍,是印度第五团的军官!——受过教育的军人、驻扎在这里带领士兵们准备为坦格林俱乐部战斗和牺牲!这决定硬是不改!这样一来,吉卜林白白浪费了五十年光阴。”
  麦克马洪夫妇很早就离开,回到他们的孩子们身边去了;尽管他们对韬基的失约表示得很有礼貌,这件事却使这个晚上过得很没有意义。菲利普-鲁尔和帕米拉一起穿过旅馆的门厅。“把你的蚊帐塞紧,亲爱的,”他在楼梯上说。“每一边都检查一下。几只这种小虫会像吸血鬼一样吸干你的血。”
  帕米拉环顾四周,看着穿白制服的中国男仆端着盘子交叉来往,走过宽阔的门厅。“喝酒,喝酒!还有完没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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