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感情生活丰富 曾与北大校花来电

　　这几年来，鲁迅是我的研究对象之一，不过我更多关注的是鲁迅的思想和文化表现，他的生平、交往以及私人生活等，并非完全在视野之外，但显然不是我的侧重。这就导致了我个人在鲁迅写作上的缺环。这次，朋友蔡登山出版了他的新书《鲁迅爱过的人》，从出版社快邮到手，几乎每天两三章，几天时间就读过了它，而且饶有兴致。这是一本有关鲁迅“小叙事”的书，正好可以补我鲁迅把握之不足。它主要叙写了鲁迅私人交往中的情感交往，我相信，这天然会让读者产生阅读兴趣。

　　假如鲁迅给人的印象是那么严峻，而严峻不免导致刻板，那么，这本书所示知于人的，却是鲁迅情感生活的丰富。鲁迅婚姻不幸，但他在和自己学生许广平的十年携手中，却又获得了情感的满足。当然，鲁迅夫人朱安，却不免成了传统婚姻的牺牲品。有人曾经指责鲁迅为什么不离婚，但其实，这未必不是鲁迅的负责任。对当事人朱安来说，离婚比这没有事实的婚姻更可怕。不但名义上被“休”，而且连生活的基本保障甚至住处都没有了。鲁迅的负责任在于，他保障了朱安的生活和名分，即使在他去世后，这个保障还由许广平接续了下去。

　　书中两个系列，一个是鲁迅与朱安、与许广平、与萧红、与北大校花马珏，这都由鲁迅所接触的女性*构成。另一系列，鲁迅与高长虹、与许寿裳、与台静农、与自己的兄弟、与内山等，构成的都是鲁迅交往密切或一度密切的男性*。两个系列的“小叙事”颇能勾勒出鲁迅敢恨敢爱的特点。该书在叙写上，材料翔实，视点持平，既抱同情之理解，亦不为名人讳，读来有益，且唤人寻思。

　　我是在读它的过程中便寻思开去。鲁迅一生，其情感基调是爱，还是憎。当然，和常人一样，这两点鲁迅身上都有，既“俯首甘为”，又“横眉冷对”。但是，鲁迅形象作为一种精神象征，他到底是“爱的大纛”，还是“憎的丰碑”？这看法当然因人而异。本书是鲁迅“爱的大纛”的一个私人生活的侧证，这是该书切入鲁迅的视角。可是在这视角之外，我却不自主地延伸了我的思绪。

　　在我看来，鲁迅形象是那个时代的“憎的丰碑”。这当然是从“宏大叙事”的角度而言，毕竟鲁迅面对的是需要他战斗的黑暗的时代。但，我分明感到，鲁迅生活中的宏大叙事也影响或渗透到他的私人生活。因此，那个时代的鲁迅，从公私两面看，他的情感世界的底色*是“憎”。憎的存在甚至影响了鲁迅对爱的表达。比如鲁迅说：“我的可恶有时自己也觉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这可以看出爱人和敌人在鲁迅生活中的比重，也可以看出爱憎在鲁迅心目中的比重。

　　鲁迅又说：“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憎在爱之前，并且以憎的方式表现自己的爱，又构成了鲁迅精神世界一道独特的风景。裴多菲是鲁迅欣赏的一位诗人，鲁迅曾经征引他的诗来表达自己的爱：“我的爱并不是欢欣安静的人家//花园似的，将平和一门关住//其中有‘幸福’慈爱的往来//而抚养那‘欢欣’，那娇一小的仙女//我的爱，就如荒凉的沙漠一般—//一个大盗似的有嫉妒在那里霸着//他的剑是绝望的疯狂//而每一刺都是各样的谋杀。”

　　鲁迅引用的这首诗其实很好地表征了他对许广平的爱，《鲁迅爱过的人》不仅写过这段爱，而且也写过橫插在鲁许之间的爱的风波—那是因为高长虹，误会或者误会以外的风波。叙事略去，不妨看一看鲁迅写给许广平的“爱的宣言”：“……看见我有女生在座，他们便造流言……他们大抵是貌作新思想者，骨子里却是暴君酷吏，侦探，小人。如果我再隐忍，退让，他们更要得步进步，不会完的。我蔑视他们了。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这爱的宣言里居然有这许多憎的成份，它当然是对准高长虹的。爱憎对立又难分难解的鲁迅，在示爱时却也无以丢下憎，这真是一封独特的情书。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爱过的人》让我们看到了鲁迅“憎的丰碑”的另一面。我的文字没有故事（故事在书中），算是为还未读这本新书的人，起个导读。唯愿不是误导。

　　□书评人张星岩

　　阅读蔡登山先生的新著《鲁迅爱过的人》，一方面为多重视角看鲁迅的作者所发掘出来的别开生面的历史文献眼前一亮；一方面又情不自禁地对鲁迅极其丰富也极其复杂的人性*底蕴和性*情表现，平添了几分亲切之感。

　　在该书共十三章中，我最先读到的是最后一章《鲁迅也喜欢北大校花吗？》，其中最让我感动的是年仅15岁的马珏写作的《初次见鲁迅先生》。这篇文章以赤子纯真记录了阅读鲁迅的原初印象：“看了他的作品里面，有许多都是跟小孩说话一样，很痛快，一点也不客气；不是像别人，说一句话，还要想半天，看说的好不好，对得起或者对不起人。”

　　马珏当年是由蔡元培、李石曾、沈尹默、沈士远、钱玄同、周作人等人参与经营的孔德学校的中学生。她的父亲马裕藻字幼渔，是与鲁迅、周作人兄弟一起在日本留学期间拜国学大师章太炎为师的同乡兼同学，从1921年起长期担任北京大学国文系主任。1920年8月6日晚上，是马裕藻为鲁迅送来了北京大学兼职讲师的聘书。对于子侄辈的马珏赤子纯真、童言无忌的这篇文章，鲁迅基本上是认同的，他与后来成为北大校花的马珏保持了多年联络，并且把该文收入了自己编选的《鲁迅著作及其他》一书。

　　《鲁迅爱过的人》中最具历史价值的章节，应该是第八章《长夜凭谁叩晓钟—许寿裳为鲁迅而死》和第九章《平生风义兼师友—台静农与鲁迅》。关于台静农晚年的避谈鲁迅只谈学术，作者引证了台静农的《记波外翁》，说是台静农当年陪同乔大壮到许寿裳的遗体前吊唁，然后又陪同泪流不止的乔大壮回到宿舍。半夜告辞时，乔大壮用手电筒照着院中的大石头说：“这后面也许就有人埋伏着。”台静农做出的反应是极端恐惧：“不禁为之悚然。尤其是我回家的路，必须经过一条仅能容身的巷子，巷中有一座小庙，静夜走过，也有些异样的感觉。”

　　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该书作者在介绍台静农一生曾三度罹获牢狱之灾时，一方面摘录了陈漱渝发表在《百年潮》2000年第1期的《台静农曾是中|共地下一党一员》一文的相关叙述，一方面却回避了台静农曾经是中|共地下一党一员的真实身份。但是，只有明确了台静农的真实身份以及鲁迅与中|共地下一党一组织之间的密切合作，台静农晚年避谈鲁迅只谈学术的极度恐惧才可以得到充分解释。与台静农和鲁迅关系极其密切的台湾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主任许寿裳，于1948年2月18日被人用柴刀砍死，以及一直庇护许寿裳、台静农等人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长官陈仪，返回大一陆后因汤恩伯告发而被蒋介石处死，也才容易被后人所理解。相应地，作者所谓的“许寿裳为鲁迅而死”，也才能够真正成立。

　　大概是由于鲁迅在台湾长期属于话语禁忌的缘故，作为一名台湾学者，该书作者在多重视角看鲁迅的同时，却没有充分展现出局外人的独立眼光，反而因袭了许多大一陆学者既不理性*也不准确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