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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会完全统治人的时代遗留下来的价值早已被摧毁，但对帕斯诺夫来说，这些价值的内容还是非常清楚的。他不怀疑他的祖国，他知道应当为谁效忠，知道谁是他的上帝。
在埃施面前，价值已经蒙上了面纱。秩序、忠诚、牺牲，这些词都是他喜爱的，可它们实际上代表了什么呢？为什么东西作出牺牲？要求什么样的秩序？他对此一无所知。
当一种价值已失去它具体的内容，那还能剩下什么？除了一个空洞的形式，一个没有回应的命令，却带着更大的疯狂，要求人们听到它，服从它。埃施越不知道他想要什么，就越是拼命要。
埃施：失去了上帝的时代的一种狂热。既然所有的价值都蒙上了面纱，那么一切都可以被看作是价值正义、秩序：埃施或者在工会斗争中寻找它们，或者到宗教中去寻找，今天在警察权力中寻找，明天在他梦想移民的美国的虚幻美境中寻找。他可以是一个恐怖主义者，但也可以是个悔过了的恐怖主义者，去告发他的同志；可以是一个政党的积极分子，一个教派的成员，但也可以是一个随时准备牺牲生命的神风队员。所有在我们这个世纪血淋淋的历史中肆虐的激情都在他那不起眼的冒险经历中被揭示出来，诊断出来，并被可怕地展示得一清二楚。
他在办公室里不高兴，与人吵架，被开除了。他的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使他生气发怒的整个混乱的根源在他看来是个叫南特维希的会计。天晓得为什么就是他。反正埃施决定去警察局告他的密。难道这不是他的职责吗？难道这不是所有像他那样渴望正义与秩序的人应尽的义务吗？
可是有一天，在一家小酒馆，毫不知情的南特维希友好地邀请他与自己同桌而坐，还请他喝一杯。埃施一时手足无措，努力回想南特维希到底有什么错，可是他的错“现在突然变得那么不可捕捉、那么模糊，让埃施马上觉得他想做的事是那么荒谬，于是笨拙地，而且带着一丝羞耻，他抓住了酒杯”。
世界在埃施面前分为善的世界和恶的世界，但可惜的是，善与恶一样是难以确认的（一遇上南特维希，埃施就不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了）。在世界这一巨大的假面狂欢节上，只有贝尔特朗一个人直到最后脸上还带着恶的烙印，因为他犯的过错是无须置疑的：他是个同性恋，他扰乱了神圣的秩序。在布洛赫的小说开头，埃施准备去告发南特维希，而到最后，他在信箱内放了一封告发贝尔特朗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