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我走进爵士酒吧时，鼠正臂肘支在桌面，苦着脸看亨利。

　　詹姆斯那本如电话簿一般厚的长篇小说。

　　“有趣？”

　　鼠从书上抬起脸，摇了摇头。

　　“不过，我还真看了不少书哩，自从上次跟你聊过以后。你可知道《较之贫瘠的真实我更爱华丽的虚伪》？”

　　“不知道。”

　　“罗杰．贝迪姆，法国的电影导演：还有这样一句话：‘我可以同时拥有与聪明才智相对立的两个概念并充分发挥其作用。’”“谁说的，这是？”

　　“忘了。你以为这真能做到？”

　　“骗人。”

　　“为什么？”

　　“半夜3点跑来，肚子里饥肠辘辘。打开电冰箱却什么也没有。你说如何是好？”

　　鼠略一沉吟，继而放声大笑。我喊来杰，要了啤酒和炸马铃薯片，然后取出唱片递给鼠。

　　“什么哟，这是？”

　　“生日礼物。”

　　“下个月呀！”

　　“下月我已不在了。”

　　鼠把唱片拿在手上，沉思起来。

　　“是吗！寂寞啊，你不在的话，”说着，鼠打开包装，取出唱片，注视良久。“贝多芬，钢琴协奏曲，格伦．古尔德，波斯顿。哦……都没听过。你呢？”

　　“没有。”

　　“总之谢谢了。说白啦，十分高兴。”

　　17

　　我一连花三天时间查她的电话号码——那个借给我比齐．鲍易兹唱片的女孩。

　　我到高中办公室查阅毕业生名册，结果找到了。但当我按那个号码打电话时，磁带上的声音说此号码现已不再使用。我打到查号台，告以她的姓名。话务员查找了5分钟，最后说电话簿上没收这个姓名——就差没说怎么会收那个姓名。我道过谢放下听筒。

　　第二天，我给几个高中同学打电话，询问知不知道她的情况。但全都一无所知，甚至大部分人连她曾经存在过都不记得。最后一人也不知为什么，居然说“不想和你这家伙说话”，旋即挂断了事。

　　第三天，我再次跑去母校，在办公室打听了她所上大学的名称。那是一间位于山脚附近的二流女子大学，她读的是英文专业。我给大学办公室打电话，说自己是马科米克色拉调味汁评论员，想就征求意见事同她取得联系，希望得知其准确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并客气地说事关重大，请多关照。事务员说即刻查找，让我过15分钟再打电话。我便喝了一瓶啤酒后又打过去。这回对方告诉说，她今年3月便申请退学了，理由是养病。

　　至于什么病，现在是否恢复到已能进食色拉的地步，以及为何不申请休学而要退学等等，对方则不得而知。

　　我问她知不知道旧地址——旧地址也可以的，她查完回答说是在学校附近寄宿。于是我又往那里打电话，一个大概是女主人的人接起，说她春天就退了房间，去哪里不晓得，便一下子挂断了电话，仿佛在说也不想晓得。

　　这便是连接我和她的最后线头。

　　我回到家，一边喝啤酒，一边一个人听《加利福尼亚少女》。

　　18

　　电话铃响了。

　　我正歪在藤椅上半醒半睡地怔怔注视早已打开的书本。

　　傍晚袭来一阵大粒急雨，打湿院子里树木的叶片，又倏然离去。雨过之后，带有海潮味儿的湿润的南风开始吹来，轻轻摇晃着阳台上排列的盆栽观叶植物，摇晃着窗帘。

　　“喂喂，”女子开口道，那语气仿佛在四脚不稳的桌子上小心翼翼地放一只薄薄的玻璃杯。“还记得我？”

　　我装出想一会儿的样子，说：

　　“唱片卖得如何？”

　　“不大好。……不景气啊，肯定。有谁肯听什么唱片呢！”

　　“呃。”

　　她用指甲轻轻叩击听筒的一侧。

　　“你的电话号码找得我好苦啊！”

　　“是吗？”

　　“在爵士酒吧打听到的。店里的人问你的朋友，就是那个有点古怪的大个子，读莫里哀来着。”

　　“怪不得。”

　　缄默。

　　“大家都挺寂寞的，说你一个星期都没来，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还真不知道我会那么有人缘。”

　　“……在生我的气？”

　　“何以见得？”

　　“我说话太过分了么，想向你道歉。”

　　“啊，这方面你不必介意。要是你还是放心不下，就到公园撒豆喂鸽子去好了！”

　　听筒那边传来她的叹气声和点香烟的声音。身后传来勃布．迪兰的《纳什维尔地平线》。大概打的是店里的电话。

　　“问题不是你怎么感觉的，起码我不应该那样讲话，我想。”她一连声他说道。

　　“挺严于律己的嘛！”

　　“啊，我倒常想那样做的。”她沉默了一会儿，“今晚可以见面？”

　　“没问题。”

　　“8点在爵士酒吧，好么？”

　　“遵命”“……哎，我碰到好多倒霉事。”

　　“明白。”

　　“谢谢。”

　　她放下电话。

　　19

　　说起来话长，我现已21岁。

　　年轻固然十分年轻，但毕竟今非昔比。倘若对此不满，势必只能在星期日早晨从纽约摩天大楼的天台上跳将下去。

　　以前从一部惊险题材的电影里听到这样一句笑话：

　　“喂，我从纽约摩天大楼下面路过时经常撑一把伞，因为上面总是噼里啪啦地往下掉人。”

　　我21，至少眼下还没有寻死的念头。在此之前我同三个女孩困过觉。

　　第一个女孩是高中同学。我们都17岁，都深信相互爱着对方。在暮色苍茫的草丛中，她脱下无带鞋，脱下白色棉织袜，脱下浅绿色泡泡纱连衣裙，脱下显然尺寸不合适的式样奇特的三角裤，略一迟疑后把手表也摘了。随即我们在《朝日新闻》的日报版上面抱在一起。

　　高中毕业没过几个月我们便一下子分道扬镳了。缘由已经忘了——忘了也不以为然的缘由。那以后一次也没见过。睡不着觉的夜晚倒时而想起她，仅此而已。

　　第二个是在地铁车站里碰见的婚皮士女孩。年方16，身无分文，连个栖身之处也没有，而且几乎没有Rx房可言，但一对眼睛满漂亮，头脑也似乎很聪明。那是新宿发生最为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的夜晚，无论电车还是汽车，一律彻底瘫痪。

　　“在这种地方游来逛去，小心给人拉走哟！”我对她说。她蹲在已经关门的验票口里，翻看从垃圾箱拾来的报纸。

　　“可警察会给我饭吃。”

　　“要挨收拾的！”

　　“习惯了。”

　　我点燃香烟，也给她一支。由于催泪弹的关系。眼睛一跳一跳地作痛。

　　“没吃吧？”

　　“从早上。”

　　喂，给你吃点东西。反正出去吧！”

　　“为什么给我东西吃？”

　　“这——”我也不知为什么，但还是把她拖出验票口，沿着已无人影的街道走到目白。

　　这个绝对寡言少语的少女在我的宿舍住了大约一个星期。她每天睡过中午才醒，吃完饭便吸烟，呆呆地看书，看电视，时而同我进行索然无味的性交。她唯一的持有物是那个白帆布包，里边装有质地厚些的风衣、两件T恤、一条牛仔裤、三条脏乎乎的内裤和一包卫生带。

　　“从哪儿来的？”有一次我问她。

　　“你不知道的地方。”如此言毕，便再不肯开口。

　　一天我从自选商场抱着食品袋回来时，她已不见了，那个白帆布包也没有了。此外还少了几样东西：桌上扔着的一点零钞、一条香烟、以及我的刚刚洗过的T恤。桌上放着一张留言条样的从笔记本撕下的纸条，上面只写着一句话：“讨厌的家伙”。想必指我。

　　第三个是在大学图书馆认识的法文专业女生。转年春天她在网球场旁边一处好不凄凉的杂木林里上吊死了。尸体直到开学才被发现，整整在风中摇摆了两个星期。如今一到黄昏，再没有人走近那座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