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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绍仪虽然是袁世凯的老朋友，但他受到北洋系军人的排挤，前面已经提到过。自唐正式就任内阁总理后，很有意依照《约法》规定，成为责任内阁，这一来更给反唐的人一个借口，乃愈发在袁面前攻击唐，说唐挟革命党以自重，有独树一帜之意。唐也听到了这种闲言闲语，但以为袁大约不会被这种没有见识的人所蒙蔽。可是有一天唐在袁面前说出自己一些对政策的看法时，袁忽然很不耐烦地说：“少川，我已经老了，你就来做总统吧！”这突如其来的话，使得唐大吃一惊，才明白袁的确已对他有了芥蒂。
唐想实践责任内阁的愿望，首先便被内务总长赵秉钧所破坏。赵从来不出席国务院会议，他凡遇重大问题都直接向袁表示，根本不把总理放在眼内，而内务部也像一个不属于内阁而直接承总统命令的一个部了。除了内务部外，财政总长熊希龄也遇事制肘唐绍仪。
这要从财政困难说起，民国成立时最艰苦的，莫过于财政问题，仅北京一地，每月需款就达350万元。每月25日发饷时，当局中人一个个如热锅蚂蚁。在那350万元支出中，收入只有长芦每月解款10万，北方数省每月各解二三十万，合共不到80万元。至于全面支出方面：外交部217958元，内务部308950．162元，财政部5105954．732元，教育部112710．618元，陆军部4534350．92元，海军部232538．82元，司法部66250元，农林部46070元，工商部13700元，交通部41379．59元，合共需10679862．842元。加上每月积欠，以及拖欠应还未还外债，这个刚刚呱呱落地的中华民国，被债务已压得气也喘不过来了。
清朝末年列强曾组成了一个四国银团，统一和垄断了中国的借款，这个银团是英美德法四国组成的，其后日俄两国也参加。中国有识之士一直想打破这个财团的独占性，唐绍仪组阁时就决心要冲破这个“蛛网”，于是他径行向比国财团签约借1000万镑（南京临时参议院只核准借500万镑）。这个借款合同签订后，四国银团大哗，一方面施外交压力对袁政府，一方面用种种手段胁迫比国，使这个借款合同流产。脆弱的北京政府怎经得起这种国际压力，因此唐绍仪面对银行团的抗议，一方面表示歉意，一方面应承取消向比国借债合同。同时在民国元年5月3日与英美德法日五国银团会议借款，银团方面提出两项约束，就是所有借款的支付需由银团监督：（一）每月预算先列表，经外国顾问官核准才能给付；（二）所有军队遣散，须在北京设一陆军协会，由外国武官会同商定办法，在武昌、南京各重要处所执行遣散，并由外国武官会同监督。每一兵缴械后即发支票一纸，自往银行取款。唐绍仪认为这两项办法有损中国主权，当场拒绝，结果借款会议遂不欢而散。唐于会后召集国务院会议，报告经过，主张放弃借外债，自行强迫公债，找1000个中国富翁各买1万元公债，如此一举便有1000万元了。蔡元培则认为革命士兵可以晓以大义，不必付款即可解散。宋教仁则认为当前情势非借款不可，只好委曲求全。其他国务员多同意宋主张，于是商定一个转圜办法，由财政总长熊希龄自行担负从头磋商的责任，并由袁世凯先约银行团作为给银行团面子，然后才由熊出面。唐对此颇抱悲观，熊认为不妨一式，同时计划整顿盐政，预计每年可以增加8000万两，以此应付外债，足有余裕，甚至可由洋人派一盐政顾问以资监督。
熊希龄独任借款的交涉后，中国借款问题便先后在伦敦和巴黎先由银行团谈原则，最后获得结果是六国银团对中国大借款，条件如下：（一）大借款总额为六万万两；（二）六万万两分五年陆续支出；（三）大借款以汇丰（英）、德华（德）、道胜（俄）、汇理（法）、正金（日本）、花旗（美）六家银行为代表；（四）借款用途之监督以五银行之权限行之；（五）对于作抵之盐税，当以现在之关税制度整理盐政，并代为征收盐税。
当中国和六国银团正在洽商大借款时，中国政府于6月20日函银行团，希望先垫付300万作为紧急支付。六国银行本不欲先处理枝节问题，但中国方面坚持要先解决小额垫款，于是由英美德法四国承允垫借300万，不过这300万两垫款开支时，须照监视开支暂时垫款章程办理。其章程是：（一）在财政部附近设立核计处，用核计员二人，一人由银行团任用给薪，一人由中国政府任用给薪。（二）凡向银行团提款拨款之一切支票，须经该核计员签押。（三）中国财政部应将各项支付用途，预具说帖，送交银行团核允，此项说帖先须经由参议院核准之后，同时刊登官报。每次开支时财政部备具应有详细清单说帖等类送交核计员，以资查核。该核计员查对无误，应即照章签字支单，不得再问。（四）每次开支款项，均须具详细领款凭单，按照新式簿记法办理。此项凭单财政部须编订存留，以备核计员在核计处稽核。（五）关于各省发给军饷及遣散军队费用，须由该地方军政府备三联清单，由中央政府委派高等军官，及该地方关税司会同签押，并须予该军官、税司以调查应需之便利。此项签押之四联清单，一份存该省都督府，一份存陆军部，其余一份与领款凭单一同送交北京财政部，再由该部遂交核计处稽核。（六）预备支付之款应由税务司存储，为节省汇费起见，由中央政府令地方税务司得由海关收入项下拨款，但须该核计员等由暂时垫款项下，照所拨关税数目支出，汇存上海总税司存款项下。（七）如在北京及其附近发放军饷，或遣散部队，由中央政府派一高等军官会同该核计员，将三联领饷清单查核签押，并予该军官核计员统以监查应需之便利。垫款处银行团方面的核计员是德人蓝朴（Lamp），他曾于庚子八国联军入京时，在天津都统衙门充任财政处长，对北中国财务情况很熟悉。中国方面的核计员是徐恩元，曾在欧洲留学，自担任这个工作，常和洋人呕气，不久且吐血。代理徐的是李方，曾在前邮传部和大理院做过事，英语比普通英国人还讲得好，中文则甚差。
黄兴和熊希龄都是湖南老乡，两人本来感情很好。黄担任南京留守，熊任财政总长，黄这个职务处处需要钱，要钱当然是向财政部要，熊也尽力帮黄的忙，这是熊在主持借外债以前的事。待熊主持和银行团借款时，熊和唐绍仪已发生了许多不愉快，而黄也正式宣布反对借款。熊认为借款主要为了裁军，裁军工作大部分在黄手上，等于是为黄奔走，却得不到黄的支持与同情，相反地黄竟力加反对，于是二人便在电报上往复攻讦，恶言相向。黄与熊来往的几则重要电讯如下：
黄致唐、熊索款救急电：“此间经济已告罄……奇窘之状几于不敢告人，不但各军积欠饷项无从发给，即目前伙食已无术支持……似此情形，一两日内必有绝大险象……请立拨百万元以救眉急……”再电告急：“……此间军队伙食已数日不能发给，今日有数处竟日仅一粥，每日索饷者门为之塞，危险情形日逼一日，哗溃之势已渐发端，二日内倘再无款救宁，大乱立至，危在旦夕，用敢密陈，无任迫切待命之至。”
黄反对借款公开电：“蒋次长来宁，闻悉十七日银行团与熊总长所订垫款已经签字之合同，及监视开支暂时垫款章程，不胜骇异……此种章程匪独监督财政，并直接监督军队。军队为国防之命脉，今竟允外人干涉至此，无异束手待毙。二十年来海内各志士赴汤蹈火，粉身碎骨，所辛苦缔造之民国，竟一旦断送于区区四百万之垫款，吾辈一息尚存，心犹未死，誓不承认。熊希龄身负重任，竟敢违法专断，先行签约，悍然不顾，此而可忍，孰不可忍！闻章程已提交参议院核议，祈痛加驳斥，责令毁约……即本留守直辖各军队欠饷已久，危迫万状，均不甘受此亡国灭种之借款，为饮鸩止渴之图……此举关系存亡，即乞贵处速电抗拒，责令毁约，无任企祷。”
黄再电中央及各省：“……现在借款一事愈出愈奇，名为磋商，实甘愚弄，财政、军政均受监督，国权丧尽，生命随之，故睹此次垫款合同及监视开支章程而不痛心疾首者，非人也。……”
黄兴除了反对向外借款，主张立即毁约而外，同时发动筹募国民捐，并将军队欠饷酌换公债票，由各省自行集合人民资本，以组织国民银行，并由国民银行协力组成一个国民银行公司。此外云南都督蔡锷提议举办爱国公债，且在云南首先开办。南方各省则纷纷附和黄兴、蔡锷主张，风云景从，响应热烈。
黄致熊电：“公对银行团要求既甚愤懑，又云取消极易，应诸立即取消。总之此次约由公订，必由公毁，毁约非借约比，与参议院无关，公前电曾以此自任……所谓拨归南方一百五十万，只为财政部收回军用钞票，实无一钱及宁，继以空言搪塞，不知全国命脉握公一手，若再犹豫，祸且立至，兴交代在即，责任属公，能担负否？……”
黄再致熊电：“现在大局危迫，间不容发，吾辈均以国家为前提，于个人关系绝不稍存意气，而于国家生死关头，尤当审慎，岂得因一事办理骤难得手，遽萌退志。此次借款，公固然费苦心，但条件损失主权甚巨，又岂公所愿意？……倘因借款失败，国人反对，即绝对不谋及善后办法，仅欲以辞职卸责，千载而下，其谓公何？兴与公本系友好，责公劝公固皆为国，亦即所以为公，惟熟思而审处之。不胜盼祷。”
熊复黄电：“承责大义，敢不自勉，无如才智薄弱，实不能胜此重寄。当前在南京时，与公所筹办法，不料到京后全局皆变，外人见我愈急，要挟愈坚，我之窘状危险，均在此数日之中，绝无丝毫后援以壮胆力。各军索饷之电，一日数至，不应则哗溃之变，咎固在龄；应之则条约之损，咎亦在龄。近日反对风潮日烈一日，各省责备之言无虑数千，而接济之饷不见涓滴，湖南允助三十万金，然只供南北两方二日之用，山穷水尽，龄何能为？……至于借款函约，一经停借，即可取消，并无难处，龄亦可谢天下。公手造民国，南方贲备之重较龄万倍，近闻亦有去志，殆亦鉴于时局人心之难为也，敢乞以己度人，见谅微忱，无任感祷。”
熊致各省公开电：“借款事外人要求监督财政，人心激愤，各报所载，集矢于龄，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不敢为个人名誉，稍有辩护，惟此中艰难曲折，有不得不详陈于左右者。希龄前以国民委托，深知财政困难，未敢担负，五辞不获，乃就斯职。接代后南京库储仅余三万，北京倍之，不及六万。东张西罗，寅食卵粮，危险之状不敢告人。到京时正值银行团与唐总理谈判激烈……当与银行团抗争时，屡欲决裁，而南北西方军饷甚迫，南方来电兵已食粥，北方各军衣尚着棉，黄留守告急之电一日数至……现在南北两京数日之内即须巨饷，乞公等速派专员来部，查看情形，切实担负，以救危局。希龄智力薄弱，值此财政极紊，饷需奇急之时，责备之加，固不敢辩，而大局所关，不敢不广征众议。诸公爱国热忱，世所钦仰，如有嘉谋良策，堪以救此眉急者，务望迅速电示，如龄力所能逮，无不切实奉行。临颖无任翘企盼望之至。除将各处催饷电文另密电呈览外，特此奉告。”
李书城自武昌起义一直跟随黄兴，黄在武汉指挥作战部队时，他担任参谋长，此后黄无论任何职务，他都是黄的参谋长，黄任南京留守，他亦是留守府总参谋。黄和熊希龄为了借款问题互相函电攻讦，最后恶言相向，李乃以黄的参谋长身份给熊一电，历数过去恩怨和今日是非。全电略云：
“熊总长鉴：闻蒸日致克公（指黄兴）电，不胜怪叹。克公因触电扇伤指，卧病未起，未便遽行转达，书城忝参机要，凡此间内情，知之甚详，敢代为一一答复。……又谓克公于政治少所经验，第一次主张建都南京而北方兵变；第二次主张国务员拥兵北上，而苏州又兵变，今责克公于政治少经验，是公俨然以大政治家自命矣。夫克公之政治经验如何，鄙人不能尽知，至公自命为政治上富有经验者，观公自任财政总长以来，未闻有所建白，第轰轰烈烈之事，当即为此次所订垫款合同七条，可以骄人耳。大政治家所订合同可即作为铁案，一字不能增减，何以经未有经验之克公反对，而公即允毁约？吾知此七条经改正后必较公所订原约损失国权处稍轻，当即公所承认，如此则公之自命为有政治经验者所订之约，反为少经验者之所反对，而得修改稍善。……又谓将来国家必亡于克公之手，譬之医生用刀割治病人而不为封口，听其腐烂致死，此语尤为狂谬……吾书至此，气已不能再忍，敢正告公曰：公订此合同，将来国家必亡于公之手，而国家或不至亡者，则克公反对之功也。盖克公此次反对，在垫款合同七条耳，并非反对借款也。如因反对之影响而使合同可以修改，不至如公所订损失国权之甚，则国家可以获借款之利，不受借款之祸，试问孰功孰罪，不待智者可以知之。公负亡国之罪，而责有功之人，非丧心病狂，亦何至此？……又谓目前辱，未始不可报复于将来，此真小人无赖之言，非堂堂总长应出口。政见虽各有不同，皆为国家大计起见，并非克公有私怨于公，何险狠一至于此？……且书城自武汉战争时，即相随克公至今，知克公与公之交谊亦最悉。当南京成立时，克公推荐公为财政次长，以各省代表反对而止。北京政府成立时，参议院激进派人多谓公为前清猾史，拟反对公为财政总长，赖克公多方劝慰，始得通过。可见克公事事皆呵护公，于公绝无私怨隐恨，凡此皆误认公为有才所致。公若尚有一息之天良，清夜自思，何以为人？……来电不敢转达克公，望公明白见示，以便于克公前代公解释，全公与克公之交谊。临电惶惑，立盼电复。”
直接成为唐内阁的催命符是“直隶都督”问题。早在唐南下接收政府时，顺直议会（包括顺天府在内的直隶议会）根据革命时期各省都督由咨议局推选的惯例，推举直隶人王芝祥为直隶都督，唐绍仪应允由政府加以任命。在唐回北京时，就向袁报告，袁也点头表示同意。岂知在袁内心则完全不同意，因为他有一个旧观念，认为直隶都督就是北洋大臣，而王芝祥是一个亲同盟会的军人，在南京留守府当军事顾问，把这样一个人放在心腹之地，袁是不放心的。同时袁认为任免军政大员是总统的职权，决不可再让给民意机构。在唐来说，不相信袁会出尔反尔，所以电召王来北京。就在这时，忽然有直隶五路军人通电反对王做直隶都督，袁遂以此为根据撤回他的同意，并且与唐商量，打算派王为南方军的宣慰使。唐大受刺激，认为这不仅是个人面子问题，也与内阁职权和政府威信有关，袁可以失信于唐，唐却不可失信于顺直议会和同盟会，因此唐表示无法接受袁的改变。6月15日袁把没有经唐内阁副署的“任命王芝祥为南方军宣慰使”的命令公布，这显示总统与内阁已经正面开火。根据《临时约法》，没有内阁副署的人事命令是不生效的。唐绍仪对于袁不经内阁总理副署而发表人事命令感到非常痛苦，同时又使他失信于顺直议会，人无信不立，何况他是内阁总理。这天他乘坐马车由办公室回家，忽然迎面来了两个开道的士兵，手中挥舞着鞭子，唐总理的御者几乎挨了他们一鞭。唐急忙吩咐把马车让到路旁，注意一看，一辆漂亮的马车里，坐的不是别人，正是总统府拱卫军统领段芝贵。待到这辆车子过去了，总理的马车才缓缓前驶，他事后对人说：“好大的威风，只有前清摄政王才够得上这样威风呢。”由于双重的刺激，使他顿萌退意。6月15日他悄悄留下一张假单，“国务总理唐绍仪为呈请事：绍仪现因感受风热，牵动旧疾，恳请给假五日，赴津调治。惟总理职务关系重要，不容一日旷废，并乞大总统于国务员中简派一员暂行代理。”然后乘了一辆人力车至火车站，搭头等火车赴天津。
唐走后，北洋系的人们拊掌称快，认为去了眼中之钉。袁世凯接到唐的请假条，对于唐的不辞而别，心中亦颇不舒服，但究竟袁、唐两人共事交友数十年，不能太贸然决裂，所以仍派秘书长梁士诒专程前往天津慰留。唐绍仪和梁士诒两人私交本笃，而且意气相投，梁来津晤唐后，除传递袁意外，复谈及袁、唐两人的交谊。唐、梁抵足通宵，唐把自朝鲜和袁订交经过，两人在北洋共事凡20余年种种，娓娓向梁详述，至于为何演变到如此地步，唐曾感慨地说：“我和项城的交谊，君最深知，公谊私情我本不该挂冠，甚至不辞而别。可是观察今天国家局势，欲求统一中国，非项城不可，欲求治理中国，则非项城诚心和革命党合作不可。三个月来，我首当冲要，处理这个问题，仔细深入来看，觉得项城和革命党的合作，中间阻碍甚多，此点君必有同感。既然我的理想无法达到，则不如早作退路，免得将来焦头烂额。因此，我与项城今日的分手，是公义。”唐言下不胜唏嘘。
第二天一早，梁士诒返北京复命。接着唐的辞呈亦送达。袁知唐意已不可挽回，遂由总统发布准许唐辞职的命令。唐于民国元年3月13日由袁世凯任为国务总理，至6月28日辞职获准，前后不过一百零几天。这是中华民国的第一届内阁，竟如此短命。显示出民国初年的中国政治特色是多难的。
唐绍仪在天津小住数日，即乘轮赴上海，以远离北方是非之地。他上船后遇见了一个神气十足的汉子，大声地斥骂他不该弃职逃走，越说越生气，后来竟拿出盒子炮来，像是要施放的样子。唐弄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以为是袁的特务来追踪他，因唐早知袁有特务组织会杀人，于是便陪着笑脸解释自己不能不辞职的苦衷。这汉子才回嗔作喜，和他拉手，并且说出自己的来历。原来他不是袁的特务，而是一个相当出名，自称“游侠”，可是举动冒失的荒唐鬼——黄桢祥。
唐绍仪的辞职，显露了《临时约法》已被破坏，因为总统不经内阁总理副署而发布人事命令，是违反《约法》的。可是当时大家都不在《约法》上争论，而在人事上争论，这当然是因为对于法治和民主还不熟练的缘故。
当唐宣布辞职后，造成了一连串的纠纷，这些纠纷可以从当时往来的文件中看出。
唐绍仪的辞呈：“为病难速痊，呈请解职医治事。窃绍仪因病请假，赴津就医，荷蒙大总统允准在案。连日延医诊视，旧病转剧。回思去年迭遭家难，闭户养疴，乃已无志于宦途，自分沉埋而没世。嗣奉派充议和代表，痛时局之阽危，哀民生之荡析，不敢自逸，力疾驰驱。数月之间，寝食失常，忧劳过甚，精力愈惫，犹幸战祸已息，国事聿新，冀可葆素休神，从容调摄。讵意百废待举之余，忽受总揽政纲之命，自揣病躯，敢膺重寄，徒以南北初合，政府未成，勉竭愚庸，罔辞劳怨。视事以来，夜不成寐，日必发寒，竭蹶以从，未敢言疾。然而蒲柳之质，非可御疾风，驽骀之材，不足致千里，驰至今日，惧膏肓之渐入，捐顶踵而何裨？惟有恳请大总统俯鉴愚忱，准免国务总理本官，迅简贤能接任，以维大局，俾获乞灵药石，退处清闲，冀得痼疾之稍疗，长享共和之幸福。”
袁批复：“……该总理于共和宣布以前，南北奔驰，为民国效劳备至。及就任总理，经营擘划，错节盘根，困苦艰难，非可言喻。民国举创，正赖长才，岂容听其退休，失其臂助。特以情词恳挚，出于至诚，不得不谅其苦衷，遂厥初志，应即准允请免国务总理本官，任为政府高级顾问……”
同时袁为唐辞职事，向黎元洪及各省作一交代：“前据国务总理唐绍仪呈称，因病请假，赴津调治，当经本大总统给假五日，并任命外交总长陆徽祥暂行代理国务总理事务，一面派员络绎赴津，慰留再四，竟难转圈。兹据该总理呈称：连日延医诊视，病转剧，惧膏育之渐入，捐顶踵而何裨？恳请准免国务总理本职，迅简贤能以维大局等语。该总理情词恳切，势难挽回，爱惜国家与爱惜人才之心，二者交战于中，难求两全之道。为唐君个人计，只可暂令养疴，以资将息。为国家全部计，总理一席万难久悬。自民国肇兴，百端待举，边方有骚动之情形，友邦无正式之承认，必须富有经验中外翕服之人始堪继唐君之任……”
唐绍仪辞职后，属于同盟会的蔡元培（教育）、王宠惠（司法）、宋教仁（农林）、王正廷（工商）四阁员联袂请辞。袁在总统府召见他们，会面时，袁用低沉的语调，作出一副极诚挚的态度对蔡等说：“我代表四万万国民慰留你们。”蔡也很郑重地说：“我代表四万万国民，请总统准许我们辞职。”
蔡等离开总统府后，即分别提出辞呈。
教育总长蔡元培辞呈是：“元培迂愚无状，猥蒙任命，承乏国务院，两月于兹矣。以大总统之英明，唐总理之同志，谬谓追随其间，当能竭千虑之一得，以贡献于民国。不图理想与事实积不相容，受事以来，旅进旅退，毫不能有所裨益，始信国务重大，诚非迂愚如元培者，所能胜任……今值总理辞职，国务院当然解散。元培窃愿还我初服，自审所能，在社会一方面，尽国民一分子之责任，以赎二月来负职之罪……”
司法总长王宠惠辞呈：“宠惠前奉任命为司法总长，自知学识褊浅，不足膺兹重任，只因时局艰难，政府急待成立，是以不辞滥竽之讥，勉力就任。视事五旬以来，时形竭蹶……用敢披沥愚忱，恳请辞职，以避贤路……”
农林总长宋教仁辞呈：“……今者国务总理唐绍仪已辞职，国务院亦有改组之势，教仁窃幸得告退之机会，谨披沥下情，恳请准予解职。抑教仁更有不能已于言者，教仁少孤，长避地东瀛，历十余年，未尝一归觐也。迩来祖母、长兄相继去世，惟母氏抚媳课孙，撑持门户，近且七旬矣，思子情切，门间倚遍，每手示促归，谓教仁知有国而不知有家，知有亲爱同胞，而不知有生身之母。教仁捧书涕泣，悔恨者久之，终于迫以旧政府禁忌，欲束装而不能，然当阴雨晦暝，长夜不寐，时一念及鞠育之恩，未尝不抚膺长叹，冀早毕吾事，而因得稍伸其孝养之诚。今共和告成，国基底定，正教仁退休故园，定省温情之日也。傥犹迟迟恋栈，上何以慰慈帏之望，下何以问人子之心，即向之海外羁迟，亦将无以自解，人孰无情，教仁独忍出此耶？伏维大总统鉴此愚忱，准解农林总长之职，俾得归省慈帏，遂乌私之养，作太平之民……”
署理工商总长王正廷辞呈：“窃正廷以樗栎之材，辱承大总统委任工高次长……乃总长迟滞未至，而组织部务，委任部员又不遑暇待，大总统计出权宜，委署总长，正廷俯念时艰，大义所在，不敢谬持私见冒昧受职。数旬以来，夙夜兢兢，时虞陨越。今幸部务粗定，可以重申前请，以践初志。务乞大总统鉴其愚忱，准其开去署工商总长及次长之职，俾可从民国之后，改良社会，辅助盛明，实如全愿……”
唐绍仪的辞职，导引了南北双方又启争执。唐绍仪至少是袁系中亲革命党的，他的辞职毫无问题是被迫，因此，南方对唐辞职便表露了极大的关心与同情。
工商总长陈其美因唐的去职曾电袁“有逼退总理”之句。袁乃复电：“寄电悉。唐总理奔走国事，积劳成疾，匆促赴津调治，连日三派员慰问，劝其回京，信使往来，不绝于道。来电谓有逼退总理之恶耗，殊堪骇诧。参议院为各省代表机关，聚集都下，众目昭彰，讵能听人逼退，即鄙人亦何能坐视，此必幸灾乐祸之徒，造作谣言，挑拨恶感，败坏大局。人心至此，恐中国不亡于前清时代，而亡于此等簧鼓是非者之手。陈总长素明大局，乃竟误听浮言，殊出意外。鄙人受国民付托之重，一日未经卸责，一日不能为壁上观，苟更举有人，得轻负荷，为个人计，乐莫大焉！副总统与各都督俱以爱国为前提，决不为浮言所惑，幸各加剖析，以释群疑，是所厚望。”陈电：“临时政府甫告成立，忽传有逼退总理之恶耗，丁兹时艰，奚堪演此恶剧。唐总理固受逼而退矣，试问逼之者何心？继之者何人？果于大局无害而有益，即更举总理可也，何若是？不然，宁毋躁。鄙见止此，窃愿与各界君子亟起图之。……前电呈词，迫切简直，欲挽唐公之行，免其挫折，其与尊谓信使往还数四挽留之意正同一辙，不知起人惊疑者何在？美纵不文，审诸词意，并无不通。讵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南北人士观念有所不同欤？……”
还有广东都督胡汉民和袁的往来电：
胡电：“统一党电，对于唐总理，诬以监守自盗，避责潜逃；对于同盟会宋、蔡诸公，诬以结党把持，意图构乱。信口雌黄，任情丑诋，放纵卑劣，莫此为甚。夫唐总理是否监守自盗之人，宋、蔡诸公有无构乱之事，应在大总统洞鉴之中，果有其事，请大总统布告天下，明正其罪；果无其事，请大总统严究廿五日之电所由来，还治以虚诬之罪，以为挟私败公者戒。汉民对于唐、宋、蔡诸公绝非有所阿私，第以民国初立，群言淆乱，正贤者难进易退之秋，若复任此辈舞词播弄，贤才将更裹足，大局益复何赖？且唐总理由总统善任，诬总理无异亦诬总统。此可忍，孰不可忍。务请彻底惩治，以彰公道。政党之分立，固不能不有政见之争，仍必以国利民福为归宿，若怀挟私见，捏造事实，是法律之罪人，岂复有政党之价值，当亦大总统所深恶痛绝也。”
袁复电：“近来会党名目，记不胜记，电文攻讦，百怪千奇，甚至以列名露面为荣，一予推求，便增价值，即鄙人亦常受各报界之丑诋。只以民气方兴，不欲压制，然村妇骂詈，自诩其能，此等放纵之恶风，势同传染，长此不戢，民德何存？应彻究由来，以为挟私败公者戒。已交内务部查明严禁矣。”
关于唐绍仪的去职，同盟会曾有下面二个重要电报，可以参考：
（一）北京中国同盟会本部6月23日致各支分部电：
“唐总理于（大月）十五日微行至津，此间人士不识真相，谣诼繁兴，人心颇为摇动。实则唐自就职后，因所抱政策多不能行，郁郁不得志，屡欲求去。其最近原因则因为王芝祥都督一事。王被举时，唐在南方力荐于总统，请加任命，总统允其请，招王来京。王至而总统又以他故派王赴宁整理军队。唐以王既被公举，又系南产，任为直督可借以融洽南北感情，消除统一之障碍。且在南方与本党要约在先，更难失信，坚拒不肯副署。适王君（六月）十四日出京，唐见事不可挽回遂浩然有去志。唐之此举不徒拥护共和，尊重信义，服从党见之点为晚近政客所难能，而就法律、政治上观之，尤有莫大之关系。民国《约法》采法国制，参议院为最高之机关，而国务院为责任之主体，总统所发布之法律命令及一切公文，皆须国务院副署。总统虽有任免文武官吏之权，而主张此项权力必待国务院之副署，始能发生效力，其实权握于国务员之手。总统之地位至巩固至尊严，除非常之事件外，对于参议院不负责任，惟国务员则常立于被指斥弹劾之地位。《约法》既予以重大之责任，则其所以监督之者不可不严也。副署之权若可放弃，则国务院不过总统之器械，责任内阁之大义湮矣。唐以主张《约法》上之特权之故，不惜以国务员之地位为保障之代价。吾人闻之当如何崇仰效法。至其始则委曲求全，继见事不可为，内断于衷，决然舍去，断绝葛藤，态度之严正果决，方之东西大政治家实无愧色。或以其身为总理，不告而行，似嫌手续有关，不知唐之行在星期六，已将一切事务部署就绪，次日为星期，例得休息。总理虽为国民公仆非比囚徒，不能夺其行动之自由。星期一为国务例会，恐不能到会有碍政务，即电公府呈请病假，于手续并无不合。反对党吹毛求疵，百计中伤，倘吾党不察从而和之，适堕奸计，不得不详为报告。”
（二）同盟会本部7月1日为揭出唐总理野游原因致驻沪机关部电：
“唐总理自上礼拜六出京后，礼拜一由津来电，请假五日，不知者辄以为过，且谣诼纷兴，迄未能已。考此次实因唐总理以种种之障碍，莫能实行其所抱之政策，而又不欲悻悻然以去就决绝，故不得已循各国大臣野游通例。于十五、十六出游天津，借请假以为平和之退去，所处得体，无可訾者。今将种种原因揭出，以释当世之疑。唐总理自身任媾和以来，首以南北统一不分畛城为目的，次以整理现今之财政为最要策，故其结果南军着着退让，而孙总统之解职，参议院之北移，黄留守之撤兵销职，盖无一不出于开诚布公，而所约以柏文蔚督山东，王芝祥督直隶者，亦为调和之苦衷。袁总统皆临时异议，谓南军曾北伐，不可与相近，乃别思位置，欲强唐总理副署，唐数言之终不之听，竟将失《约法》上之副权，唐为保持民国计，为保持《约法》计，不能不退者此其原因一。财政总长熊希龄罔识外交，喜弄骗计，骄谩不才，稽核条件八款，几陷民国危亡之地，独断独行，目无总理，致唐之政策非特不得实行，而反受连带之累，此其原因二。此次内阁本非政党，政见既不无猜疑嫌忌，难以和衷共济，而奸狡者且肆其倾轧排挤，此种弊端实非民国幸福，责任内阁遂致徒托空言，此其原因三。外间不察，助以反对者之巧诋，致令是非颠倒，黑白不详，且有捏造外人书函以诬蔑唐者，丧心病狂莫此为甚。如此行为非污唐氏一人，直辱及民国全体，吾党爱中华民国，只求不愧对国民，至于无价值者可不必多与较量也。”
序言
一、北洋时代
二、早年的袁世凯
三、朝鲜练兵
四、列强逐鹿朝鲜
五、张謇和袁的恩怨
六、甲午战争与马关和约
七、穷则求变
八、小站练兵
九、康有为鼓吹变法
十、百日维新
十一、新政功败垂成
十二、康有为逃脱
十三、袁的《戊戌日记》
十四、义和团之变
十五、八国联军攻占北京
十六、辛丑和约
十七、北洋大臣任内
十八、北洋军系的形成
十九、预备立宪的远期支票
二十、死里逃生洹上归隐
廿一、革命事业风起云涌
廿二、黄花岗之役和保路运动
廿三、辛亥武昌起义
廿四、各省响应革命
廿五、拔大树
廿六、南京光复
廿七、清廷最后的挣扎
廿八、和谈
廿九、南京临时政府
卅、北方的革命活动
卅一、军心摇动
卅二、清帝退位
卅三、孙大总统荐袁自代
卅四、北方兵变
卅五、第一任民国政府
卅六、袁唐分手
卅七、内阁性质争议
卅八、陆徵祥超然内阁
卅九、张振武被杀
四十、黎元洪卖身投靠
四十一、宋教仁毁党造党
四十二、孙、黄、袁、黎四巨头协定
四十三、赵秉钧张冠李戴
四十四、俄侵外蒙、英侵西藏
四十五、大借款似毒药
四十六、政府和国会
四十七、宋教仁被刺
四十八、宋案水落石出
四十九、袁世凯的真面目
五十、李烈钧湖口誓师
五十一、第二次革命
五十二、虽胜犹败得不偿失
五十三、蹂躏民主
五十四、熊希龄名流内阁
五十五、民国正式总统
五十六、袁和国会交恶
五十七、袁解散国民党
五十八、黎元洪北上入瓮
五十九、章炳麟龙泉寺“读书”
六十、袁家的新约法
六十一、徐世昌出山复古
六十二、白朗军神出鬼没
六十三、复辟谬说
六十四、欧战给日本造机会
六十五、日本提出廿一条
六十六、中日会谈经过
六十七、冯、段离心离德
六十八、张作霖和陈宦
六十九、杨度和筹安会
七十、国体论战
七十一、梁士诒和请愿联合会
七十二、外交上遭遇阻力
七十三、假戏真做
七十四、“半”推“全”就
七十五、皇帝总统
七十六、孙中山讨袁
七十七、蔡锷和小凤仙
七十八、唐继尧待机而动
七十九、云南护国起义
八十、讨袁军事部署
八十一、康有为和袁世凯
八十二、贵州紧随云南
八十三、四川战役
八十四、广西响应
八十五、广东被迫独立
八十六、浙江独立
八十七、军务院组成
八十八、张宗昌暗杀陈其美
八十九、袁被迫下令撤销帝制
九十、众叛亲离
九十一、冯、张、倪南京会议
九十二、陈宦求和与四川独立
九十三、段祺瑞组责任内阁
九十四、湖南陕西独立
九十五、皇帝总统归天
九十六、川、陕、粤取消独立
九十七、洪宪余波
九十八、黎元洪继任总统
九十九、段祺瑞大权独揽
一○○、将星殒落，国丧元勋
一○一、府院不和黎段水火
一○二、国会和政党复活
一○三、徐树铮和阁潮
一○四、浙江的变动
一○五、奉天的内讧
一○六、段阁和日本交往
一○七、私愤介入国策
一○八、张勋的三次徐州会议
一○九、对德绝交
一一○、督军团和公民团大闹北京
一一一、督军团再施压力
一一二、黎免段职
一一三、徐州的复辟会议
一一四、黎元洪引狼入室
一一五、复辟闹剧
一一六、伪谕、伪官
一一七、段祺瑞马厂誓师
一一八、辫子军不堪一击
一一九、劫后的北京城
一二○、冯国璋扶正
一二一、罗佩金督川被逐
一二二、戴戡战死四川
一二三、孙中山在粤护法
一二四、段祺瑞在湖南碰壁
一二五、桂系自救反皖
一二六、关外的变化
一二七、冯段暗斗明争
一二八、段辞职和天津会议
一二九、天津督军会议
一三○、段祺瑞改任参战督办
一三一、冯国璋南下受阻
一三二、主和派低头
一三三、奉军首次入关
一三四、北洋军进占岳州
一三五、段祺瑞三度组阁
一三六、南方军阀各行其是
一三七、湖南战役
一三八、亦战亦和
一三九、吴秀才脱颖而出
一四○、徐树铮杀陆建章
一四一、安福国会
一四二、徐世昌就任总统
一四三、副总统难产
一四四、和平之声不绝如缕
一四五、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一四六、徐树铮西北筹边
一四七、外蒙撤治
一四八、巴黎和会
一四九、山东问题失败
一五○、“五四”爱国运动
一五一、学潮结合政潮
一五二、曹、章、陆免职
一五三、拒签《凡尔赛和约》
一五四、反日爱国运动遍全国
一五五、和谈两个难题
一五六、上海和会
一五七、王揖唐上海碰壁
一五八、张作霖统一东北
一五九、直皖争夺上海
一六○、靳云鹏组阁
一六一、皖系直系明争暗斗
一六二、滇军在粤分家
一六三、七总裁内讧
一六四、吴佩孚衡阳撤军
一六五、张敬尧为害三湘
一六六、湖南重见天日
一六七、张作霖扮演和平先生
一六八、直皖两系正式翻脸
一六九、奉军入关助直
一七○、直皖的三天战争
一七一、惩办祸首处理善后
一七二、天津巨头会议
一七三、唐继尧出亡广州
一七四、联省自治运动
一七五、广州军政府的颠沛
一七六、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
一七七、湘军援鄂
一七八、吴佩孚扬威两湖
一七九、山东五子
一八○、唐继尧重返云南
一八一、湖南谭、程、赵之争
一八二、孙中山在桂林主持北伐
一八三、孙中山北伐的阻碍
一八四、第三任靳阁垮台
一八五、梁士诒短命阁揆
一八六、曹、张、吴三角之间
一八七、直奉两系翻脸
一八八、第一次直奉战争
一八九、冯玉祥进军河南
一九○、徐世昌辞职
一九一、黎元洪再作冯妇
一九二、吴佩孚调冯玉祥离豫
一九三、废督裁兵徒托空言
一九四、“黎”菩萨自身难保
一九五、直系分裂
一九六、罗文干案
一九七、陈炯明叛变
一九八、孙中山离粤去沪
一九九、福建的三角斗争
二○○、从汪大燮到张绍曾
二○一、临城劫车案
二○二、滇桂军逐走陈炯明
二○三、孙中山回粤就任大元帅
二○四、南北之间
二○五、黎元洪被迫下台
二○六、国会自行延长任期
二○七、曹锟贿选
二○八、卖布总统
二○九、东南的和平公约
二一○、江浙战争齐胜卢败
二一一、西南局势纷扰
二一二、创办黄埔军校
二一三、张作霖率军六路入关
二一四、吴佩孚四照堂点将
二一五、第二次直奉之战
二一六、吴佩孚浮海南下
二一七、曹锟变成阶下囚
二一八、冯玉祥和国民军
二一九、段祺瑞入京摄政
二二○、废帝被逐出宫
二二一、张作霖入京出京
二二二、孙中山北上逝世
二二三、荡平两广群魔
二二四、长江的战火
二二五、五卅惨案
二二六、孙传芳驱逐奉军
二二七、吴佩孚查家墩再起
二二八、郭松龄联结冯玉祥
二二九、滦州兵变
二三○、郭松龄兵败被杀
二三一、徐树铮廊房遇害
二三二、冯玉祥通电下野
二三三、唐生智迫走赵恒惕
二三四、从许阁到贾阁
二三五、奉军入关击冯
二三六、国民军退守北京
二三七、吴拒冯系投靠
二三八、颜惠庆摄阁
二三九、吴、张两巨头北京会晤
二四○、南口冯军苦战
二四一、军阀杀记者
二四二、誓师北伐
二四三、唐生智加入国民革命军
二四四、吴佩孚痛失湘鄂
二四五、北伐军底定江西福建
二四六、奉张就任安国军总司令
二四七、北伐军攻占江浙
二四八、吴佩孚挥泪离郑州
二四九、吴佩孚凄凉蜀道
二五○、张作霖自封大元帅
二五一、冯玉祥会师中原
二五二、阎锡山加入国民革命军
二五三、龙潭大捷
二五四、蒋中正的下野与复职
二五五、日本出兵山东和济南惨案
二五六、光复北京
二五七、日本军阀炸死张作霖
二五八、张学良杀杨宇霆、常荫槐
二五九、东北易帜全国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