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卢森堡公园不予理睬，心情极坏地来到医院。我粗暴地打发走护士，又让一个住院实习医生碰了一鼻子灰，弄得他脸红耳赤。有个记者想调查医生的情况，跟在我后面，我拒绝了他的采访。晚上一开始就很糟糕，我对病人们咄咄逼人，几乎不听他们陈述病情，只知道给他们增加镇静药。天这么热，精神脆弱的都崩溃了，从我开始。有的人喋喋不休，像做噩梦似的。我把问题重复两遍，便随意诊断。职业所要求的认真细心被我抛诸脑后。这些落水鬼死死地抓住我，我很想对他们说：“滚！永远不要回来！你们这帮渣滓，赶快给我闭嘴吧！”

　　一个衣着还算像样的男人问我，他老是暮气沉沉的怎么办？他不停地责备自己的恶习。要知道，他家里的不幸就是他造成的，法国的不幸也是他造成的。他不断地重复：“这是我的错。我是垃圾。”我打断了他的话：“臭氧层被破坏，是不是也是您的错？”他惊讶地望着我，说：“您是怎么猜到的？”

　　我找地方出气。最后，火全发在邦雅曼·托隆身上。关于他，值日班的精神病科医生给我留了一张条子：“您觉得非让他住院不可吗？他戴着假面具是什么意思？”

　　这个怪物让我的同事和别的病人都失去了耐心，他们把他叫做“鬼怪”，骂他，不让他露面。其中两个人还试图揭他的面具。他想躲起来，弄得险象环生。我走进他的房间——我们让他单住，免得出意外——警告他说，如果他继续闹事，我们就把他扔到外面去。我极痛恨地想责备他，但由于激动，话卡在喉咙里没有说出来。出门之前，我终于骂出来了：

　　“今晚别再枉费心机，跟我说您那套废话。我会让护士把您赶出去，就说您进攻我。”

　　他耸耸肩，说：

　　“那活该您倒霉！”

　　他的回答使我更加不安。我身心疲惫，得避开这帮伪君子。这个滑稽可笑的男人，戴着狂欢节的面具。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能把我搞成这种样子，让我疑心重重。我在想什么，他似乎知道得清清楚楚，因为他戴着面具。他一下子揭穿了我这个侵略者的秘密。我垮了，躲到厕所里哭，疲惫不堪。我不会在这些人渣身上再浪费一分钟。我必须冷静下来，否则，总有一天我也会得精神病。费迪南，求求你了，把我从这个垃圾堆里救出去吧！爱情的神奇之处，在于能把世界浓缩到您喜欢的那个人周围；爱情的可怕之处，在于能把世界浓缩到纠缠您的那个人周围。就像那个吹长笛的人一样，费迪南一走，首都也随之空了，让我孤零零地面对一帮疯子。我听了10分钟的悲剧大合唱，想从深沉庄重的合唱中得到力量与耐心。从巴赫结构严密的音乐中得到欢乐，这种本领是我外公教给我的。作为交换，我给他唱些阿拉伯-安德卢西亚歌曲的片段。他要我译成法语，可我不会。他是个坚决的反教权主义者，只喜欢基督教中的拉丁语日课，就像他喜欢清真寺的祈祷而又听不懂一样。后来，当我父母准备离异，父亲将带着新婚夫人去安特卫普定居时，仍然是我外公劝我逃离发疯的家庭，到法国去碰碰运气。离开家庭，就是离开被迫接受的吵架，另找自己愿意接受的吵架。我无论如何应该镇定下来，我无权退让。说到底，是我自己选择这个职业的，我应该习惯在社会的伤口上工作，那儿有呻吟，有吼叫，我必须和蔼地听这些前来找我的男男女女陈述。我冷静下来了，从厕所里走出来，感到非常后悔。我请护士们原谅我刚才的粗鲁。她们知道这是爱情的忧伤。我见自已被别人看穿了，心里非常气恼。

　　我的气渐渐地消了，时间过得极慢极慢。巴黎无奇不有，它已习以为常了。这会儿，它给了我一个神奇的意外，让我高兴了一番，弥补了我一夜的不快。一个身上臭不可闻的流浪汉，头上血淋淋的，脑门被酒瓶砸破了。他吼叫道：“我月底生活艰难，尤其是这一个月。”一个皮肤棕黑、来自印度的年轻护士，指着他对我说：

　　“我得老想着这些伤者当中有一个是化装成乞丐来考验我的上帝。否则，我会恶心得吐出来。”

　　我站在那里，正在回味这句话。这时，来了一位老太太，由一个差不多七八岁的小女孩陪着。小女孩眼珠乌黑发亮，长长的发辫垂在脑后。她穿着波浪形的小裙子和亮光光的小凉鞋，好像刚吃完生日点心，直接从生日晚会上来的，显得很令人注目。我觉得这个仙女和接待室里那些蓬头垢面的家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孩子径直朝我走来。

　　“您好，我和奶奶是坐出租车来的。我想她是病了。”

　　“什么病？”

　　“您听她说话就明白了。”

　　小女孩露出一副伤心的样子。我走向她那个神情严肃的奶奶。尽管天气很热，这位老人仍裹得紧紧的，手里提着一个小箱子。从外表上看，她似乎受过良好的教育，但走路有点拖拉。在诊室里说了几句话后，她便告诉我一个天大的秘密，并要我一定要保密：德国人已经来到了巴黎的门口，正化装成外国劳工潜入城呢！她来找安全的地方躲藏。

　　“告诉她战争已经结束了！”小女孩打断她的话。

　　“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别听这孩子的。几个小时后，希特勒的党旗就会在市政厅上空飘扬，穆斯林会越来越多。不把我的话当真，您一定会后悔的！”

　　“奶奶，现在是20世纪末，德国人是我们的盟友。再也没有战争了，醒醒吧！”

　　老人在迷宫里失去了方向，谁也不认识了，她把名字和时代混为一谈，并在电话里跟已故的朋友们说话。在两种选择之间，她无法作出判断，于是又垂下脑袋，死气沉沉，像是被自己说的话吓晕了似的。她的理智就像一团颤悠悠的火苗，随时都有可能熄灭。小女孩叫阿伊达，母亲是埃及人，信科普特教。阿伊达的父母坐游轮旅行时遇海难丧生了。他们非常喜欢威尔第，所以给女儿取名为阿伊达。阿伊达现在独自跟奶奶一起住在马莱的一套公寓里。她还不到8岁，怎么会想到带奶奶来看急诊的呢？我大为惊讶。

　　“也许奶奶说的有道理，那就必须通知什么人；如果她说的不对，那就应该告诉她说的不对。”

　　征求了别的医生的意见之后，我让老太太留下住院，自己则充当阿伊达的保护人，至少是在晚上。我很喜欢这个阿拉伯名字，这使我们俩的距离拉近了她很快就成了一个调皮鬼，又笑又闹。她应该乖乖地坐着，等待别人照料她的。可她没有！她蹦蹦跳跳就像一只小狗。她充满了活力，在我们当中乱跑，利用自己人小的优势，到处乱窜，闯禁区，碰警械，对病人没有礼貌。病人们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个不知疲惫的“小圆球”，都忘了自己的伤残。她嘲笑他们的不便、他们的破行，睥睨着他们的担架，问：

　　“你怎么了？”

　　“肠梗阻。”

　　“呸！”

　　在这个让人压抑的背景中闯进这个女魔，我感到非常振奋。她为我的失望进行报仇。她会砸烂一切，拔掉输液管，打翻瓶子。我会鼓掌欢迎的。

　　她很快活，长长的睫毛一闪一闪的，像是蝴蝶。下巴上有个小酒窝，有道疤痕。她长大以后，男人们会吻个不停，摸个不休的。她的文具盒里有些电子游戏玩具，一个日本天皇，还有一盒多米诺骨牌。孩子很快就对我产生了信任感，随便起来，要我陪她玩。每当快要输的时候，她就不玩了，或把东西掀翻。如果我面有愠色，她便爬到我的膝盖上来爱抚我。她喜欢小丑，哼着歌剧中的曲子。走调了，她笑出了眼泪。她鼓起脸颊，张大喉咙，拍着胸脯，结结巴巴地说着萨比尔语①。她是个十足的小丑，哗众取宠，“牙牙”学语，辫子在脑后飞来飞去，像一道黑色的光。她让整个科室的人都开开心心的，一直闹到半夜12点，谁也不敢叫她闭嘴。最后，她颤着声音再喊几句，便头枕着胳膊睡着了。

　　①萨比尔语：阿拉伯语、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等的混合语，曾流行于北非及地中海东岸各港口。

　　不能打发她回家，因为我知道她家里没人。我把她带到自己家里，安排她睡觉。这不是谁规定的，但在紧急情况下，心灵和感情原则高于规定。她不一会儿就醒了，做了一个奇怪的动作：她歪着漂亮的小脸，弓着背，声音颤抖地说：

　　“小心，德国人在那儿。我会通知您的。”

　　她斜着眼睛看我，看我对她这种不礼貌的行为有何反应。然后，她又一头栽倒在床上，立即就睡着了。我用一只新手套擦了擦她的脸——我有点惊慌——又吻了一下她的脸颊。我又产生了一些矛盾的感情，慢慢地琢磨着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在楼梯上，我遇到了一个神甫，他长着童男似的脑袋，行走如飞。上帝打呼机叫他呢！快去进行临终涂油礼，还有一个合同！

　　一回到天花低矮的一楼大厅，我就重新忧虑起来。这时，我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既坚定又缺乏根据的信心，不容反对。去求邦雅曼·托隆，让他给我讲完他没有讲完的故事。好像我会从他那里得到一些安慰，他混乱的故事将有助我理清我内心的混乱。他激怒我，却又让我离不开他。他说的是真是假，这并不重要，只要他说的故事是对准费迪南的重型武器，是敷在我伤口上的香脂。所以，尽管3小时前我还骂过他，我还是去了内科，没敲门就闯进了他的房间。他假装睡着了，我摇醒他。他睁开眼睛，一点也不觉得惊讶。

　　“我知道您会回来的！我们有约在先，您可别忘了！”

　　他的沉着使我吃惊。

　　“我不知道我们之间有什么约，但为了治好您的病，我想您有必要讲完您的忏悔。”

　　他露出一副懊悔的样子：

　　“您刚才对我粗暴，甚至伤害了我。”

　　我欲言又止。

　　“好了，我很抱歉。当时我心里很烦。”

　　“主要是您被我说的故事吸引住了，不是吗？”

　　他再次扭转了局面，成了我求他了。

　　“到一楼咖啡厅前面找我。我会通知监理员，说你要跟我谈话。”

　　我不等他回答，转身就走，“砰”地一下关上门。我敢肯定这个骗子会来的。重新引起了我的兴趣，他会非常高兴。我恨自己太相信他的无稽之谈了。我无法保持当医生所需的中立。那天晚上，我完全是无意识的。

　　半小时后，邦雅曼·托隆穿着一双破拖鞋来找我了。他出门时，又遭到了两个担架员的挖苦。他在我旁边的一张长凳上坐下。我们俩坐在走廊里。走廊有栅栏，通向地窑；对面是工会的常设接待处，还有这个时候已经关门的酒吧。月光把花园照得几乎亮如白昼，把它切成潮湿而翠绿的几大块。我们好像是在剧院提词员所在的地方。在巴黎，盛夏季节，不是黑夜降临，而是白日在黎明大发光芒之前渐渐地暗淡。这个时候，几乎没什么人，除了牵着狗的保安在找流浪汉，把他们赶走。城里吹来一阵风，但我们丝毫没有感到凉意。蚊子和苍蝇围着电灯泡嗡嗡地叫着。门在远处“乒乓”作响，风机的嘈杂声从地下传来。我们感到脚底下整个医院在颤抖，就像有个动物躺在我们脚边发抖一样。我沉重得就像胸口上压着一块石头，几乎看不清邦雅曼。月光太亮了，反而使走廊更黑，黑影和幻影就像在跳芭蕾舞。

　　邦雅曼把双手放在膝盖上，接着昨天晚上的故事往下讲。巴黎的市中心隐约传来一阵嘈杂声，圣母院的大钟每15分钟敲一次。我们就像两个幽灵，坐在黑暗中谈话。我好像觉得，这个陌生人的故事是黑暗本身在说，它凑到我耳边喁喁私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