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抛锚时，我刚拧亮车内顶灯，对着化妆镜察看左眼角出现的皱纹。拐弯时，埃莱娜踩了刹车。防滑链松了。我惊叫一声，车子已横在路中，陷入一个由风吹积而成的雪堆里。当时是晚上7点，天黑了，雪下得很大。

　　我们从瑞士一个著名的滑雪胜地度假回来。不过我讨厌高山和医生，更讨厌寒冷；那刺骨的寒冷简直要把你割成几段。但埃莱娜关心我的锻炼，非要让我学会这项运动，她想给我展示阿尔卑斯山的宏伟。那些好像被撕裂的山峰，其傲慢的矿藏压得我喘不过气来。那些石头像法官一样，冷酷无情。它们的山峰总那么高，那么尖。这整座山就是为惩罚人侮辱人而存在的。一周来，我忍受着严寒。当时是1月底。我穿得严严实实，就像个宇航员，投身于结着薄冰的滑雪道中。那起伏不平的道路使我胆战心惊。晚上，我疲惫不堪地回到旅馆，大腿伤了，脸和鼻子红红的，手指生了冻疮，不能动弹。埃莱娜却刚好相反，她欣喜若狂。暴风雪、急剧的温差和令人眩晕的障碍物，这些大部分人都感到痛苦的东西使她兴高采烈。她几乎不睡觉，早上9点钟就开始滑雪，动作优美地下山，扬起一团团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白色雪雾。晚上，她还想去迪斯科舞厅去扭扭。高海拔使她兴奋。她恳求我说：“让我陶醉于此地的雄伟吧！你是在瑞士，一个充满母爱的民族，它是欧洲的乳房，四周流蜜、流奶、流巧克力。在此养精蓄锐吧！”我没试过要反对她。但一个星期后，清纯的空气和壮丽的高山使我头晕脑胀，我甚至连雪橇的铃声也忍受不了。我求她收拾行李下山，到更加好客的平原上去。

　　埃莱娜开了她的车来，我没有反对。我不开车。那是一辆漂亮的车子，镀了铬，很花哨，车身线条流畅，马力很大，是辆德国车，软皮座椅，胡桃木车身，疾行如飞。埃莱娜又加了一些配件。我半闭着眼睛，躺在座位上，望着路边闪光的风景，舒适得就像在邮轮的船舱里一般。马达的隆隆声使我昏昏欲睡。那天，我们没有直接回巴黎，而是在闲逛。尽管天气不好，我们还是在洛桑琳琅满目的玻璃橱窗前流连了一阵，参观了一个小教堂和一家博物馆。埃莱娜不甘心离开她所热爱的瑞士，她小时候曾在那儿上过学。莱芒湖像个绿色的大水塘，淹没了阿尔卑斯山，只有一只海鸥飞掠过湖面，形成一个亮点。下午，埃莱娜心血来潮，离开高速公路，拐向汝拉山峰。她一定要走那条布满灌木丛的道路，过足度假瘾。我随她的便。这是我们之间的习惯。埃莱娜管生活琐事，但其他事也管。我们晒黑了，像滑雪者一样，也许是人为的，或者不如说被太阳烤焦了。戴眼镜的地方有两个白圈，脸颊是淡紫色的。我们在车尾厢带了满满的一手提箱氧气回去，埃莱娜打算在巴黎少量少量地吸。

　　我回想起铅灰色的天空下有一口水塘，像一块黑色的石板。阳光有时穿透云层，投下一道珠色的光芒。紧接着，雪马上就下了起来。埃莱娜不管这恶劣的天气，把车开得飞快，收音机开得很响，吉米·亨得里克斯、柯底斯·梅菲尔德、约翰-李·霍克的音量，这响声把我的耳朵都震聋了。她在方向盘上打着拍于，重复着副歌。

　　埃莱娜醉心于两样东西：美国的黑人音乐，用临时接上的口述录音机录下对话；重新听自己说的话，收听自动系统的节目、进餐期间播放的荒诞节目或让她捧腹大笑的庆典。汽车越过障碍物，把道路变成了一张橡胶垫。我缩在我的软垫长椅上，眼前飘着雪花，尽管声音嘈杂，我还是昏昏欲睡。埃莱娜调低音量，请我留意边境的特点，在这气氛紧张的连接地带，一种文化出现了，另一种文化变得朦胧了。我反驳她说，在这白茫茫的鹅毛大雪中，哪能分得清什么国家，冬天里没有国家之说。在一个加油站里，一个似乎被冷藏的加油工卖给我们几条防滑链，建议我们往回走，小心为妙。埃莱娜嘲笑他，我欣赏她的勇敢。瑞士和法国之间的海关关闭了。那是一幢精心布置的普通建筑，木制的百叶窗是蓝色的。路很斜，弯道一个接着一个，而且越来越陡。巨大的冷杉像幽灵一般围着我们，就像一排衣袖满是灰尘的士兵。我讨厌这些群居的树木，它们像狼一样只能集体行动。雪把景物划成一道一道的，在光束中飞舞，仪表板很快就被覆盖上厚厚的一层。雪雾中出现了指示牌，及时告诉我们界标、方向和村名。事情很快就清楚了，我们迷路了，我们在瞎走。

　　尽管灯光强烈，但白色的车灯仍无法穿透浓雾。一片牛奶似的雾海使天地变了样，弯道不清，甚至道路的轮廓也变得模模糊糊。刮雨器沉重不堪，发出尖叫，无法刮净挡风玻璃。尽管有防滑链，车轮还是几次打滑。埃莱娜艰难地把着方向，我们歪歪扭扭地前进。假如有一辆车迎面而来，我真不敢想像会出什么事。我建议往回走，埃莱娜说我是胆小鬼。这说法使我放心了。但那辆豪华的铁马在路边吃力地爬着，就像一辆两马力的普通车。终于，它精疲力竭了，斜滑偏驶，停下来不动了。埃莱娜试图重新发动车子，但无济于事，我们的座驾不理不睬。我们被封住了。她走出车子，在雪中跳起舞来，抓了一把雪，捏紧，朝我扔来：“邦雅曼，我们要在这暴风雪当中过夜了。太好了！”

　　山峰的活力仍影响着埃莱娜，她真让人喜欢。她唤来痛苦，对它进行蔑视。我再次借着车顶灯的微光仔细察看我的眼睛。毫无疑问，这皱纹昨天晚上还没有，是今天白天才长出来的。生活已在我的皮肤上刻下新的痕迹。现在，想起要在这汽车里度过一个可怕的夜晚，我便感到恐惧。我得不顾一切地睡觉，消去这难看的皱纹。狂风吹得我们摇摇晃晃，高山像一件短上衣，围在我们四周。

　　埃莱娜很快就恢复了理智，劝我去找人帮忙。吉米·亨得里克斯和他那一连串悦耳的歌曲已帮不了我们什么大忙。我严严实实地穿着翻毛高脚皮鞋和厚厚的滑雪运动衫，带了一些饼干和一把几乎照不到脚的手电筒。埃莱娜在暖暖的车中等待我：油箱满满的，发动机还能转几个小时。我钻进夜幕之中，寒风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我后悔拒绝了埃莱娜的建议，她说要代我去，并说要男人去冒险这种惯例真是荒谬。说到底，是她让我们陷入这困境当中的。她就像被惯坏的孩子一样固执，希望出意外。雪可不温柔，它像玻璃一样割人，每片雪花都是一把要刺我的匕首，在融化之前要烫一烫人。

　　夜幕重重，树木深受折磨，发出“喀嚓喀嚓”的响声。我从未挑战过任何危险，生活的艰险已足以使我心惊胆战。我艰难地前进，风吹割着我，左右开弓击打着我的脸，让我暖和。我试图沿着路边那一溜产树脂的黑魆魆的大树前行。它们对我很照应，就像是穿着制服的侍者，默默地端着盒子：他们的任务是接雪。有时，一阵狂风吹来，摇动着树枝，一堆堆白色的粉末乱七八糟地落下来。我低声唱着歌，给自己壮胆，轻得几乎都听不见。惟一能听见的，除了水似的冰凌声还是冰凌声。

　　过了一会，我习惯了黑暗，发现左边的林下灌木丛中有一条车子似乎能通过的小路，我钻了进去。我陷人树底下厚厚的雪堆之中。几分钟后，我出汗了，气喘吁吁。我跌跌撞撞走了好几分钟。岩石出现在树缝当中，还有冰冻得格外坚硬的墓碑。我陷入了这片白茫茫的冰雪当中，突然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我将消失在某条沟壑当中，受到野兽的攻击。哪个傻瓜敢肯定地球会重新暖起来？雪减轻了脚步声，使这世界变得静悄悄的。最后，我相信看到远处有一道微光，但马上又消失了，我跑过去，路上摔倒了两三次。当我渐渐地靠近时，我分辨出一座木屋的轮廓，若隐若现，只有两层，一个窗户透出一道微光。我用手电筒打着悲怆的信号。我爬上刚刚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几个台阶，把门敲得“咚咚”响。

　　“请问，有人吗？帮帮我，我迷路了！”

　　没有任何回答。我退了几步，继续大声喊叫。我曾看见二楼那亮着的惟一的灯光现在熄灭了。门上既没有钟，也没有门铃和门环。我沿着屋子黑乎乎的外墙，歇斯底里地叫道：“帮帮我，我和太太在路上抛锚了，求求您了！”

　　我的话有气无力，刚说出来就被狂风堵了回去。一定有人在屋里偷窥，不给我开门。我像蜘蛛一样触摸着墙，试图弄清房间的位置。我嗅着空气，想闻到人类存在的气息。我在每个窗前都踮着脚尖，但百叶窗拉下了，我什么都看不清。我双手做成喇叭状，放在嘴边，大声讲述自己的不幸遭遇，让自己变得更有说服力。我没有省略任何细节，说出了自己的身份。年龄和埃莱娜的年龄。我甚至把汽车的特征和车牌号码也说了出来。我想绝对向他们证明，没有任何可怕的东西。半夜三更对着一座寂无声响的屋子说话，那种感觉真是奇特。

　　这自言自语把我自己都弄害怕了，我停下来，心里诅咒着屋主的自私。他看见了我，却躲了起来。我被冻得浑身发抖，垂头丧气。我艰难地寻找大路，沿着自己尚未被覆盖的脚印往回走，我加快脚步，让埃莱娜独自留在那里这么长时间，我感到很担心。还是那些可怕的冷杉，披着雪白的皮毛，彼此紧紧地靠在一起，像守着一个秘密。我再也迈不动腿了，滑雪滑得我两腿酸痛，现在又感觉到了。这个小插曲将用尽我剩下的那一点儿体力。没有比度假更累人了，也许您也注意到了这一点。雪花扑向我，就像疯狂的昆虫，它们织着密密的网，我在其中几乎喘不过气来。终于，我找到了像戴着风帽一样的汽车，两盏车灯艰难地穿透黑暗。埃莱娜一看见我就按响了喇叭。我的头发眉毛一片白，就像一个消失在大浮冰中的探险家。她急死了，后悔让我一个人去。我把结果告诉了她，她感到很不安。还有更严重的呢：由于寒冷，发动机无力，一小时后就将熄火。温度下降得很快。我们将在一块冰冷的裹尸布底下消失。得等待扫雪机的到来，我们得靠几个水果和几块饼干为生。埃莱娜道歉说惹了麻烦，答应送我一个礼物作补偿：想到巴哈马去过上一周吗？我们淹没在一种疯狂飞舞、棉絮似的东西之中，准备整理过夜的地方。惟一使我感到鼓舞的，是我们的汽车很坚固。埃莱娜放低座椅，用袋子弄了两个枕头。她已用毯子把我裹起来，正准备分那一点点蛋糕。突然，一个陌生人出现在越来越暗的车灯前。我还没来得及看清他的样子，一张脸已贴在驾驶座那边的车窗玻璃上，把堆积在那儿的雪都融化了。埃莱娜大叫一声，蛋糕也掉了。两只眼睛在盯着我们，贴在玻璃上的那半边脸肉乎乎的，十分苍白。这双眼睛从埃莱娜身上移到我身上，贪婪地盯着我们。一个声音从这张可怕的脸上发出：

　　“对不起，让你们害怕了。我住在你们刚才去过的木屋里。”

　　我们的来访者不得不提高声音。他用手示意我们放低下车窗玻璃，以便能听见他说的话。埃莱娜把窗开了一条缝，没有开车门。

　　“请理解我，我们提防转来转去不怀好意的人。我想小心为妙。”

　　这些话是用一种粗暴的、几乎是咄咄逼人的口气说出来的。埃莱娜放心了一半，把窗降低了一格。

　　“您是说您跟着我丈夫一直跟到这里？”

　　（我和埃莱娜约好，旅行期间我们以丈夫和妻子相称，尽管我们还没有结婚。）很难看清跟我们说话的那个人的模样。一顶风雪帽遮去了他的半边脸，我只看见两片厚厚的嘴唇和挂着雪花的胡须。他礼貌而冷漠，回话简短。他把车停在弯道后几米高的地方。他闭着车灯，开着“罗弗尔山”默默地跟着我。与其说是他还不如说是他的主人想殷勤地接待我们，他不过是个干粗活的人。我们没有犹豫太久：夜似乎很漫长，我的骨头都差不多冻酥了。风在汽车四周呼啸。我们下了车。我们的救星确实很矮小，几乎是个侏儒。他的身材使我们放下心来。他的举动看起来也许很怪，但他至少把我们拖出了困境。他替我们提了一些行李，又帮我们把车子推到路边，免得被别的车辆撞上。这粗汉很结实。他沉着脸，要我们登上他的“四四车①”，然后坐在对他来说太大的方向盘前。我们是暴风雪中的遇难者，伴随着一只几乎不会说话的奇怪的夜鸟。我们这个脾气不好的恩人一言不发，把车一直开到木屋，好像帮助人对他来说是一种习惯似的。他说话之简练使我大为震惊。“看起来很倔。”埃莱娜紧缩着靠在我身上，轻声对我说。躲过了麻烦，我们感到一阵轻松。命运又一次朝我们露出了微笑。我们俩梦想着烧得旺旺的火、热乎乎的晚餐和软绵绵的床。

　　①四四车：车头车尾都是四个轮子的车，善爬坡，防打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