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春风斗古城》是一部描写我党地下工作者的生活和斗争的长篇小说。小说描写的故事发生在1943年冬天,地点是敌伪占领下的省城(即河北保定市)。当时抗日战争处于极艰难复杂的时刻,在上级党的委派下,地区团队政委兼县委书记杨晓冬,以失业市民的身分打入敌占区,作地下工作。同时上级指派城郊武工队梁队长为杨晓冬的外线配合者,共产党员金环为外线交通员。内线力量是高氏叔侄和金环的妹妹银环。高老先生是伪省政府的参议,他侄子高自萍在伪市政府任职,银环是市立第三医院的护士。上级还指示杨晓冬动员自己的母亲做地下交通员。杨晓冬在金环的掩护下闯进省城内,并偶然碰到老战友老韩的儿女韩燕来和他妹妹,了解了他们的情况后,就在他们这里住了下来。不久,通过银环的关系,杨晓冬在高宅与高目萍相见,首先谈了自己无合法证件,请内线同志掩护的要求。高自萍态度冷漠,想让杨晓冬先回去。杨晓冬又告诉他近来敌人严密封锁交通要道,组织上想从内部开通一条交通路线,护送同志过路,并托高自萍来做这件事。高自萍脸上不满意,并大发牢骚,埋怨组织没有重用他。还说他与叔父正在放长线钓大鱼,待大鱼上钩后,一声令下,省城四门大开,可让解放区军民排着队开进城来。杨晓冬抑制内心的激愤,离开了高家,与银环来到万家楼东口,被早已等在那里的韩燕来用三轮车接走。高自萍一夜没睡好觉,埋怨银环不该贸然领着杨晓冬到家里来,又觉得自己对杨晓冬这位新来的上级有失检点,决定设法弥补一下。恰巧伪省长吴赞东新兼任警备司令,商会在省城大戏院唱戏祝贺,送给高参议两张戏票。高参议因病不能去,高自萍以为这是个好机会,就让银环请杨晓冬见面。杨晓冬按约定的时间来到戏院,高自萍一反常态,殷勤地与晓冬交谈,说今天一则让晓冬散散心,再则也可看一下这个地区的敌伪上层人物。不一会儿,伪省长吴赞东、日本顾问团的总顾问多田、伪治安军集团军司令高大成及其手下的几个团长都到了,但是由于敌人内部的种种矛盾,日本人走了,高大成也愤愤而去。杨晓冬把高自萍带到休息室外面的平台上,让他细谈他们叔侄的工作,他才说出要策反吴赞东的事。杨晓冬告诉他要保持清醒头脑,不要对吴赞东寄予厚望。高自萍不以为然,但在谈到护送同志过路的事时,他交给晓冬一枚市政府的铜质证章,说:“路西是治安军的防地,比日本军好说些。带上它,在一般情况下,能顶用。”杨晓冬接过证章,辞别高自萍,回到韩燕来家。杨晓冬接到上级指示,要把隐藏在路东的两位病弱的负责同志,设法在日内送到路西。
《暴风骤雨》描写了东北地区一个名叫元茂屯的村子从1946年到1947年土地改革的全过程。小说的上、下卷分别讲述的是土改初期“三斗韩老六”,土改后期复查和深人“砍挖”(即"砍大树,挖财宝”运动)的过程。元茂屯土改工作队进村后召开的第一次贫雇农大会“意外失败”,“斗争大肚子”的倡议仅仅得到了少数贫雇农底气不足的“赞成”和满腹疑惑的回应,问题就出在未能有效“发动”群众上。第一次斗争韩老六,真正“发动”起来上台控诉的只有赵玉林一人,“斗争”对于元茂屯的男女老少来说,只是感到惊奇,或乐意,或发愁或犯疑,或观望。斗争会也就在这种未经充分“发动"的复杂的群体心态的影响下,难以形成理想的两个对立的阵营的紧张空气,最终以闹剧式的“情绪缓和”而结束。 第二次斗争会虽然是在经过对郭全海、白玉山、老田头等人的成功“发动"并正式成立了“农工联合会”之后召开的,但韩老六的几句陈情和检讨,就让“斗争的情绪,又往下降”,以致出现了“人家就是地多嘛,叫他献了地,别的就不用多问了”的议论。好不容易由老田头的血泪控诉所激起的群情愤慨,也被韩老六的几滴鼻血轻面易举地冲淡了。成功斗垮韩老六的第三次斗争会,除了工作队继续“发动"所见的成效之外,一个关键因素却是“韩老六鞭打小猪倌”而激起了民愤,是被斗争者弄巧成拙地将本来温和的斗争气氛,激化为愤怒的烈火,是恶霸地主的现行犯罪行为,将群众“发动”了起来。 小说下卷主要讲述的是带有复查和整顿性质的“煮夹生饭”的过程,也是土改运动中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环节。这里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是重新夺回被坏人篡夺了的农会大权。在失去了工作队这个“发动“引擎之后,原农会领导人郭全海们立刻露出了“被发动”者的茫然、“被动”的角色本相,他们实在没有任何主动意识和能力,去守卫土改的成果,更不要说开辟新的局面了。其次是,进一步发起“砍挖运动”。与前期土改斗争不同的是,现在的斗争重点对象,已不是恶霸地主韩老六式的“坏根”,而是吃斋念佛,“修来世”不离口的杜善人和舍命不舍财而又胆小的唐抓子之类的“坏须”了。 主人公是郭全海,他带领农民继续赵玉林等人的未竞事业,进行锄奸反特和对地主杜善人的斗争,最后巩固了胜利果实,并带头参加人民解放军,南下作战。
波伏瓦以自己所处的写作、政治生活圈为蓝本,描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知识分子追求与幻灭、希望与失望、沉沦与奋起的命运,刻画出个性鲜明的知识分子形象,有历经磨难而坚守生活信念的作家,有鄙视功名而始终不甘寂寞的精神分析学家,有锐意进取而终于落拓的活动家…… 这部小说有纪实的影子,比如罗贝尔可以对应为法国著名作家、哲学家萨特,刘易斯可以对应为作者的美国情人、作家阿尔戈伦,小说开篇献词即点明小说是献给这位美国情人的。当时欧洲文化圈中的活跃分子也许都可从中有所比照。但是,作者还是运用小说写作技巧,不断变化人称,变化叙述者的口吻,变化时间、空间,将全文十二章以交缠的形式展开,既有爱情线索的延续,比如亨利与波尔从热恋到歇斯底里到相互怨恨的关系,罗贝尔与安娜持久、平静的终身伴侣关系,刘易斯与安娜一见钟情、无法厮守的爱情,又有对战争、对道德审判、对知识分子使命的反映、思考,比如樊尚对战时投敌分子的暗杀行动,亨利与罗贝尔关于是否在《希望报》上披露现实弊端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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